对付多方面敌军的条件。我军行动原是很秘密的，又有地方武装的掩护和佯攻，往往使敌军
不易了解我们的真正企图。我们特别注意夜间行动和夜袭的战术，发挥奇袭的作用。我们也
讲究构筑工事，以减轻伤亡和节约防守的兵力。凡此，似都是劣势兵力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
下，所应采取的战术。
我们将每一次的军事行动看作是一场实地演习。在作战以前，不惜详拟计划，各方动员，
以期发挥狮子搏兔的力量。在作战以后，又详加检讨，认识错误和偏差，拟出下一次行动所
应采取的新方法，使我们能在行动中求得进步。
红四军在白雀园整饬内部的期间，即曾向驻在潢川商城光山一带的敌军实施压力；并在
潢川附近的一个小市镇上，消灭了吉鸿昌部一千余人。吉鸿昌因此以“剿匪不力”的罪名，
被蒋介石免职，愤而到了上海。他对红军的观感，因亲身的经历，似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与
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发生联系，对于孙连仲部后来投降红军，起了拉线的作用。后来，他参
加了冯玉祥在张家口所组织的反日同盟军，为蒋介石所杀害。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军南移，围攻驻在黄安县城的敌军梁冠英师。我们很重视这一行
动，认为是拔除老苏区的眼中钉。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比以前周到些。这次行动既有军委
会主席的命令，又经过高级将领会议详细研讨，决定整个行动的计划，最后又由高级军事长
官召集中下级军官开会，详细讲解执行这一计划的每一步骤。
政治工作在这次战役中，也显著的发挥了作用。中共军中的政治委员，有监督同级军官
的特权，同级军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员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时，政治委员并可撤换或
逮捕同级军官。但在红四军中，军官都是同志，我们认为政治委员的监督特权，只能适用于
那些非同志的军官，因而改采同级军官与政治委员，分负军事与政治责任的平等制度。
由于这种平等制度，在决定军事行动计划时，军委会政治部和各级政治委员会，须提供
有关这一行动的政治情况的资料，并制定政治工作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从政治方面来
鼓励全军官兵执行计划的信心；动员当地的居民和地方武装等，配合军事行动；瓦解敌军；
鼓励敌军官兵投降等等。同级政治部等于同级政治委员的办事机关，也就是由它来执行上述
政治工作计划。政治委员平时指导政治部工作的进行，战时则参加作战。能干的团政治委员
往往是太上团长，否则亦等于副团长。至于军中中共的组织，则隶属于政治部，在官兵中起
带头作用。
在这次黄安战役中，我们决定以各团的政治委员和团政治部，为实施政治工作的主要环
节，所有鼓励士气，动员民众，瓦解敌军等政治工作，都以团为单位来进行。这样，军政治
委员的工作，也就有了头绪。他只须指导各团的政治委员，工作就能分头进行。中共军中党
的组织是以连支部为基本单位，团政治委员指导各连政治指导员和连支部书记，就能如臂使
指。
我军按计划到达黄安城下，首先扫荡了城外的敌军梁冠英部前哨据点，敌军全部退守城
内。我军重兵则驻在黄安城的西南面，其余东北两面则由地方武装监视。我们的目地是断绝
城内敌军的粮食供应，一俟敌人粮食缺乏、离城退却的时候，实行在野外予以歼灭。
我军战斗力远较梁冠英师为优，在数量上我们也多一倍。我们经常能分半数以上的兵力，
压迫黄安以南宋埠李家集一带的敌军，使之不敢前来救援。黄安城内之敌军曾屡次出城，企
图夺取粮食，但我们已在城的周围坚壁清野，使他们无法如愿。如果他们离城稍远，即有被
我们消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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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我们很注意改善七里坪区与高桥区之间，灰白区（在黄安城附近）内居民和我们的关系。
我军的运输担架队均来自苏区，不在灰白区征用，我军所需粮食，半数也是从苏区运来的。
我军在灰白区打土豪只限征发粮食，而且要当地居民公认为土豪的，其粮食才予以征发。我
们到处公告，不准军人侵扰当地居民，准许居民举发，损坏了物件要赔偿，借用东西要还，
公平交易，不许强买强卖。由于这些措施，灰白区的人民迅速改采亲近我们的态度。
我们动摇敌人军心的工作也做得很有成效。我们并不禁止人民出城进城，我们所捉到的
敌军官兵，仍然放进城去。我们用各种方法告诉敌人，外援已绝，粮食将尽，只有缴械投降，
这将受到红军的优待，不愿从军者，并可给资遣送还乡。敌军士兵携械投诚或被俘后参加红
军，一向是红四军的一项兵源。黄安战役之时及战役之后，敌军士兵投靠我军的人数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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