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以上，比较稳定的区域（即老苏区）拥有人口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多数新发展的区域，
政权机构大致上还不算健全，，土地还没有分配好，地方武装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当时称这
类地方为“尚未稳定的区域”，但它占了我们全区的三分之二。我们的努力主要放在这些区域
的基本工作上，但收效很慢。
我们不能单靠发命令去解决一切问题，主要的方法是发动群众斗争。一个新苏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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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我们下命令实行分土地，若是农民不起劲，还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们着重于派遣一些干
部，去发动当地农民，自行分土地。农民们固然赞成分土地，但往往心存顾忌，如苏家埠附
近的农民，就常常这样说：“等到合肥六安打下来了，再分土地罢！”
扩大红军是我们经常进行的重要工作。我们需要大量的兵源来补充缺额和编组新军，单
靠老苏区地方武装人员来补充红军是不够的。在新苏区我们将长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动员壮
丁来参加我们的队伍。红军中的官兵也常用交朋友的办法，吸引青年到军队中来。这些办法
效果固然相当可观，但仍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也有一些青年农民抱着观望的态度，他们似
觉得在胜利尚极渺茫的目前，就贸然参加造反，那是过分危险的事。
这些事令我烦恼。我觉得这个苏区主要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我们是在大胆尝试土地革
命究竟有多大的燃烧力，苏维埃政权究竟有多大的优越性和适应性。我们鼓起信心，开足马
力，争取最大限度的胜利。在这些发面，我认为我们已经是竭尽所能了。作为一个领导者，
我不得不考虑究竟能否、和如何获致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更使我联想到苏维埃运动的前途问
题。
这个苏区被隔离在偏僻的乡村里，使我们失去政治的感应能力。这种苦恼似是当时整个
中共和各个苏区所共有的。我们对于这个区域以外的动态，漠然无所知，往往要在事件发生
后一两个月，才从所搜获的报刊中，获知一鳞半爪；我们又缺乏通讯设备，将我们的心声，
传达到外面去。我们与中共中央和各个苏区也互相隔离，彼此无法交换意见，就是互通情报
的事，也非常少。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迟了两个月之后，我们才能根据一些材料
检讨这一暴行。十一月在一次中央分局的会议上，我指出现在反日情绪在全国已激成极大的
浪潮，我们应当重视这件事。土地革命是反地主豪绅的，也是捣毁南京政权基础的步骤，可
是与反帝运动不易发生密切的联系。各地爱国人民会觉得：既要举国一致对日，中共就不能
在乡村中专搞土地革命。苏维埃政府对于反日的知识分子缺乏吸引力，更不易将反日军人团
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
我虽然提出了反帝与土地革命相互关系这个严重问题，但也没有说出具体的结论。同志
们大体也受到中共中央既定政策的约束，不能有甚么新的阐明。我们仍认为南京政府是卖国
媚外的，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真正反帝的。有效的反日运动。必须以打倒蒋介石和推翻南京
政府为先决条件。这样，我们就无异置身于反日运动之外。主要是放弃了争取爱国人民的同
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爆发了淞沪战争，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积极对日作战，举国反
日情绪达到沸点。以攮外必先安内为国策的国民党政权，居然也参与对外的作战，这是出人
意外的。我军那时正围攻苏家埔，我们大致仍认为国民党一部分军人和全国人民是抗日的，
南京政府则是阻挠抗日的。我们也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民党军人应来参加红军一
致抗日”的主张，但这种口号仅属宣传性质，我们并不能在政策上有所变更。这使我对中共
的苏维埃政策有了更大的不满。
当年四月间，淞沪抗日战争早已结束，我军在潢川地区也击溃了汤恩伯部，正准备应付
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蒋氏那时以红军捣乱后方为理由，更加强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他在
庐山积极训练剿“匪”军官，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对共政策，并在武汉调兵遣将，
准备厮杀。我们针对蒋的政策，也提出了“抗日必先反蒋”的口号。不过我们也觉得蒋之将
“抗日”与“剿共”联在一块，是很厉害的一着。在中央分局研讨冲破第四次围剿的时候，
我曾暗示我的同志们，我们可能暂时要受打击，主要因为我们在反日运动上，没有占到适当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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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我们的最高军事策略，向来不在中央分局公开讨论。为了机密的理由，只有少数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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