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过去的军事行动，作了必要的说明和答辩后，我进而评论入川纲领。我直率指出，苏
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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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足以壮大红军，不过是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励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
而已。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
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入川纲领，就是为了纠正这些
政策上的错误而发。入川纲领是在四川这样的省份，可以实行的唯一政策，因为“四川人民
政府”的旗号，极具号召力，反之，苏维埃政府，则会使四川落后的人民，产生奇怪和可笑
的感觉。接着我又说明，经过我党的努力，四川人民政府，如果有成就的话，也还是属于中
华苏维埃政府的。难道在现代的革命运动中，除了苏维埃政府这个名称之外，就不能有其他
的名称了吗？如果四川人民政府，真正建立起来了，事实将会证明，这个政策是对的。为什
么在全国范围内，所有苏维埃政府不可以统统改成革命的人民政府？这种政策的改变，正是
获致胜利所必需的政策。
第三个紧迫与重要的问题，是与田松尧部作战所应采取的全盘战略。我向大家表明决心，
由于我军决定留住下去，暂时不愿再流浪到其它地方，必须在这里击败田松尧部，并以通南
巴一带川北地区，作为我们稳固的根据地。田松尧部的人数，大约等于我们的三倍，刘存厚、
杨森、孙蔚如部，合计也等于我们的三倍，我军将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以便集中最大的攻
击力量，在适当地区，歼灭田松尧部。只有沉重的打击了田松尧部，我们才可以立下脚来。
根据这一中心任务，我进而指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都应为此而努力。
这次演说，虽然事隔多年，但我依然还能记得大致的内容，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所有
到会者，听了演讲之后，都为之动容，一致对我表示完全信任。
至此，他们都认定，反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绝不是逃跑，而是英勇无比的抗战奋进。
并称许我在惊涛骇浪之中，把握住这只船的舵，不知道多少次的化险为夷。张琴秋等也当场
声明，由于他们不了解情况，曾怀疑领导有错误，现在根据无可争辩的情况和事实，放弃他
们向有的怀疑态度，完全信任我的领导。
在讨论中，有些同志赞扬川北新根据地选举得宜，入川纲领有号召力，无条件全面赞成，
并提出具体的实施意见。有的指出，现在付出苛捐杂税运动，会很快的发展成为分配土地的
土地革命。多数的到会者，对消灭田松尧部的具体策论，踊跃研讨，但提到与中央意见分歧
的事，大家都似乎心情沉重，不愿意多发表意见。
果然，徐向前、陈昌浩和其他两三位重要干部，深夜来与我密商，他们都表示不愿与中
央争执下去，强调我军正在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尚多，与田松尧的战争又日趋紧张，如
果我们坚持入川纲领，批评苏维埃运动的不当，中共中央可能来电撤换领导人。那时，他们
虽一致向中央抗争，甚至不遵从中央的命令，但不免引起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动荡。他们以现
实的态度，要求我避免与中央争执，让红四方面军度过了难关再说。
我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衡量全局，终于接纳了他们的意见，表示让步。我起草了一个
简单的电报，对于中共中央的指责，概不答辩，只扼要表示遵从中央的指示，立即建立川北
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似乎也有些觉察，立即回电说了些好话，以示安慰，其要点是表示对
我信任。我这个流产的主张，后来就被斯大林拾起来，取消了错误的苏维埃政策，改采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策略。我之所以不能改变中共错误政策，原因甚多，
其中一点是我不够泼辣之故。泼辣的性格并不是完全优美的，而我也并不悔恨我所做过的事。
这一次严重的争执平息后，接着我们就另行发布宣言，修改入川纲领的原有主张。宣言
里说明，四川军阀坚持一贯反动作风，不愿与红军合作共谋四川人民的福利，因此，红四方
面军不得不首先推翻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我军除继续推行废除苛捐杂税等条款外，并号召
穷苦农民立即实行分配土地，组织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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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对田松尧部作战的原定策略，亦以我军自身力量薄弱，决定暂时不宜占领通都大邑，以
免增加军事上的负担。但我军很重视在通江已经建立起来的后方，认为凭借这个后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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