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水，在川甘边境的碧口和四川的广元只各驻有一个旅。我们曾派小部兵力向碧口广元两
处的胡部作试探性的进攻。敌军据险凭借优越的火力抵抗，不轻易出动。因此，我们没有获
得在野外打击胡部的机会。
我们另一个目的，是找寻徐海东部的行踪。当时徐海东部也从鄂豫皖区西进到陕西地区，
我们从敌人的电讯中，侦查得关于徐海东部行踪的一鳞半爪，不久又音讯杳然。我们估计徐
海东是在追寻我们，因而我们想要派点部队去接应他。但我们在汉中侦查的结果是失败了，
不特不知道徐海东部的确实所在，即这支部队是否存在，亦未得到可靠消息。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
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
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了保守性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
游击战争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中央政治局
增选毛泽东为委员。
我们举行会议研讨这个电报，从最迫切的军事眼光来看问题，觉得红一方面军在江西苏
区和此次西行，大致都遭受重大的损失，因而严重的批评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我们旋又得到
消息，红一方面军由遵义正向西北方向的川黔边的赤水地区行进。我们判断他们正在设法偷
渡长江，到川北来和我们会合。于是我们放弃了在川陕甘三角地带与胡宗南部角逐的计划，
仍回到川北苏区。是时四川军对已重占绥定万源一带地区，主力则由南面向仪陇巴中地区挺
进。为了保卫这个苏区，我军也不得不迅速南撤。我们根据当时情况，决定了有苍溪地区渡
过嘉陵江西进，实行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计划：徐向前率大部对付我们南面的敌人，陈昌
浩驰返通江对付东面之敌。在我军渡嘉陵江后，通江自不易守，应先行部属当地游击战争的
工作，我则驰往苍溪地区为渡江作战准备。
这是影响川北苏区存在的一个决定。我们曾向一般干部和苏区内人民预先解释，红四方
面军主力必须执行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计划，这个苏区因此可能暂时要忍受敌人的骚扰。
我们不敢宣布红一方面军处境艰难的消息，只强调红一方面军是较四方面军为强大的部队，
它将与四方面军会同夺取成都。这个军事计划的实施，为我们与一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提
供了可能的条件，也是川北以通江为中心的苏区事实上归于结束的标志。
① “上门汉”即是男子入赘女家。
② 柬林河系一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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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③ 这道防线距绥定河约有三十华里。
④ 这个数字系唐式遵部当时的公报所载，可能有些夸大，但即使以半数计，也是骇人听闻的。
第十八篇 会师与内争
第一章 渡过嘉陵江
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认为
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他们正在艰
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
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蹈险犯难，以为应援。不料我们这
种驰援行动所招致的，竟是一些不应有的责难，随之而来的，更是争执和分裂。
渡江计划是由我亲自部署的，我一面注视红一方面军的动态，一面作渡江的准备。当时
一方面军正在贵州云南北部地区兜圈子，行踪飘忽，方向不定，而且敌军正沿着长江设防，
阻拦一方面军的偷渡。我审度一方面军能否偷渡长江，如果他们无此力量，我们自不愿贸然
放弃川北苏区。后来，从一方面军的来电推断，觉得他们必定渡江，因而我们也就决定渡嘉
陵江西进。
嘉陵江宽而且深，水流湍急，两岸多是悬崖陡壁。敌军邓锡侯、田松尧两部，据险设防，
这对我们当时落后的装备来说，可称天险。我亲自审定各个可能的渡江处所，最后选定由苍
溪县城附近地区渡江。这里江面甚宽，对岸又有地方重兵驻守，我的军事顾问们多不以这个
选择为然，，我则认为这个地方的条件最好，而且敌人绝不会疑心我们会在这里渡江，我们正
可以利用他们的疏忽。
我们利用这一带优良条件，准备渡江战。嘉陵江上的船只尽被敌人扣留在对岸了，我们
首先要解决渡江的工具问题，组织了一个特别工程营，调动五百多个懂得造船、把舵、熟谙
水性的人员参加这个营，由这个营制造了一百只样式像登陆艇的小船，每只船头用沙包掩护，
可供一班人（十二人）渡江之用。我们利用这些船只在苍溪东面五十里王家坝①地方，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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