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认为一方面军的战士确是子弹太少了，因而他提议由这一班通讯兵抽出两百发短枪子
弹，送给中央的卫士们，以免引起误会。我觉得这个连长很识大体，欣然表示赞成，他也就
照这样做了。这件事秦邦宪知道了，他没作任何的表示，也许他认为这是无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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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饭后，秦邦宪找我谈军中政治工作的问题。他虽然做过三年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
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可爱之处。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
喜欢玩弄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他说起话来，满
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我则多少保有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
个同志往往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的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
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下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
撇开正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中
共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极不相称。
我听了他这种小题大做的质问，有点哭笑不得，我只得像教小学生一样向他解释一番。
我指出称兄道弟是中国民间表示友爱的传统，与国民党军阀作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种称
号表现彼此间的平等关系和亲切友爱，其意义与“同志”相同的，因而中共初期也常称兄道
弟。国民党军阀虽然也称兄道弟，但那里有甚么真正的兄弟之义。
秦邦宪这一箭落空之后，接着又来第二箭。他指出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
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火伕马伕改称炊事员饲养员
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援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有所谓“军长”“师长”乃至勤务兵，火伕马伕
等，特别是“勤务兵”的称呼会使他们有“马弁”的感觉，马伕的称呼会使他们感觉自己所
做的是贱役，他质问我：“难道援用这些就的名称，不会保留旧有的军阀观念吗？”
我继续解释，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如果他详细去考察一下四方面军的内
情，就会发现官兵之间是充满了同志友爱的。拿一个团部为例，团长团政治委员和他们的勤
务兵马伕，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他们一道睡觉吃饭，彼此互称小名浑名，说话谈笑毫无拘束，
这些情形在军阀的军队中是不可能有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四方面军仍援用旧有军队的名称，
就认为它是保有旧传统。何况我们并未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们自己根
据新概念制定一些名称，那可能与中央制定的有些出入，那末，今日我们在懋功相会，作为
政治部主任的秦邦宪，便会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迹近造反了。
秦邦宪自认“布尔什维克”只他一家，那里还会有第二家分号。他以为四方面军长期脱
离中共中央的领导，自然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气味，也自然是军阀了。他继续挑战，指斥四方
面军的官长对士兵，仍采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他曾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
高声怒斥他属下的一名士兵，因而他认为四方面军官兵之间缺乏统治的友爱，官长对士兵缺
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
我对他这种诬斥四方面军的说法，表示抗议。我指出四方面军官兵，彼此充满友爱和民
主的精神，各连官兵不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对于连内生活常常开会讨论，他们的
意见，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官长爱护士兵已经蔚成一种风气，优待新兵，救助伤病兵等，
都做得无微不至。我还举出一个事实来证明这一点：杨虎城部的一位代表，从汉中翻过巴山
到通江来，经过我们在巴山的前哨连，目击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连长和排
长则只穿棉袄裤，认为这是红军与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之点。
我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更不能因此就
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我指出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
增加，这与新兵太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我也说到一方面军中也还有个别的打骂现象，但
我绝不因此就说一方面军是军阀统治。
我劝告秦邦宪不要有这些误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阂，并建议他提出建设性的工作计
划，决定积极奋斗的目标，增进两军同志间的谅解，纠正两军中的一些缺点。我着重的警告
他，如果他企图根据这个或那个理由，指责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那是不公平和有害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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