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瓮中之鳖？为甚么不抽出时间好好开几次会议，将一切问题讨论清楚？为甚么不先了解
四方面军的情况，就批评它的领导？一、四两方面军初会，为甚么不让两军干部互相了解、
互相学习？为甚么中央要在一方面军干部中散步不满四方面军的闲话？这一类的问题都是中
央要人们不易解释清楚的。
因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他们进而批评中央歧视四方面军、不将它当作嫡系部队；中
央领导有了毛病，因而做事章法很乱；北进是逃跑，“我能住，寇亦能住”是人人皆知的简单
道理，这不过是牺牲军队，让少数人逃到外蒙古去的做法；中央批评四方面军的领导，无非
是偏见作崇。四方面军干部特别反对中央对我的歧视，表示只有我能代表四方面军多数同志
的意见。
张闻天和秦邦宪等利用他们与陈昌浩在莫斯科同为“二十八宿”的关系，坦率的问陈昌
浩：“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者，为甚么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追随中央而要追随张国焘？”陈昌浩
告以过去对张某的派批评是不公道的，张领导四方面军，不仅正确有功绩，而且为一般同志
所爱戴，如果中央歧视张国焘同志，将引起四方面军的重大反感。这些留俄派的分化活动，
就这样不能收到实效。
朱德等觉得事态严重，乃从中调解。他也坦率承认这次两军会合没有弄好，主要是由于
北进的决定太促，两军没有互相了解融洽的机会，以及中央有些人任意批评等等。他忧虑同
志间的隔阂将影响军事指挥，甚至要给未来军事行动带来不良后果，因而他提出了军事统一
指挥的方案。
军事统一指挥方案的要点是：强化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
政委，负责指挥全军。以后关于战略问题由总司令部拟定，提交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核
准施行。这个方案并未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仅以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的名义发表出
来（中央政治局当时不愿举行会议，似是避免谈到政治问题）。我为了团结，也就欣然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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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由于这个方案，使这个酝酿中的风潮，暂时和缓下来。
我们内部的气候好是改变了。团结一致一时是高于一切的要求，中央要人中有人向我和
四方面军的干部们恳切表示，他们已经相信我在四方面军中的威信是多年奋斗的自然结果，
不是与中央对抗或抹煞中央而形成起来的，此后，将互相信任，共同策使工作顺利进行。我
也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说，号召团结。可是这种团结的气氛，并未能抑制少数人
根深蒂固的偏见，统一指挥方案立即又遇到了实际上的障碍。
我开始在总司令部和朱德一道工作，原来朱德这个总司令不过徒拥虚名，只是中央军事
委员会的一员，并无独立的职权和机构。我加入进去之后，也并未根据统一指挥方案予以调
整，一切仍如旧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名虽为二，实则仅为一个机构。参谋长刘伯
承，副参谋长叶剑英、左权，作战局长张云逸等均无变动。只有总政治部代主任秦邦宪不愿
继续代理。改由原任副主任的李卓然（留俄学生）代理。原隶属于我的军分会人员，概行并
如右路军总指挥部，以增强他们的领导。我们——总司令部——拟俟他们改组完成之后，再
行酌调一些人员参加总司令部的工作。
我当时最注意的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团结，因而我任总政委以后，立即下令由右路军四
个军中各抽调一团补充左路军，使一、四两方面军互相了解，彻底合作。这个措施曾引起同
志们的兴奋。左路军得到这四团的补充，不仅人力增加，尤其是这四团都带有较多的子弹，
可以是左路军得到不少助力。这也是左路军后来战斗力增强的一个主因。我之所以不积极改
组总司令部，也不立即调用四方面军的人员参加司令部工作，也是示人以无我的精神，使今
后工作的进行，能够团结无间。
我要求中央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职权划分，工作程序确立。所有原中央军委会机构概属总
司令部管辖，各单位直接秉承总司令总政委之命处理工作，一切军事命令都由它下达。中央
军委会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
重要人事变动，不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
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方案。他这个军委会主席过去是独断一切的，总司令
等于虚设，现在他仍不稍变动。他迳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
军队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同时又迳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我们执行。这不特使总司令总
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直就是由他一个人唱独角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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