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多山的四川，是一片不小的冲积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和暖，盛产大米，相当富庶。
当时四川已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控制，追随一方面军入川的国民党中央军，分驻在各
战略要地；我们要跟这些装备较好的军队周旋，这和我们初入川北时与川军作战的情况相比，
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我军进到宝兴时，先是与川军作战，一经接触，就给我们打垮了。我军
乘胜占领天全庐山大部分的乡村地区，这两县的县城当时尚在川军手中。
这一带的战斗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威力。我军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
防线完全被击破，我军正乘胜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追击，可是到了九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
们上空，作地毯式的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三百几十名伤亡中，竟
有近三百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同时，在这次战役中，敌人所建立的碉堡阵地，威力较
前也大有进步。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经验来对付我们。
我们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过去一方面军在江西对敌作战时，曾采
取“斩乌龟头”的战术，即乘敌人飞机没有出动的时候，用迅速的手段，消灭敌人伸出碉堡
以外的兵力。但这种战术终于不能发生大效，结果江西苏区为碉堡所困，最后，不得不突围
西行。毛泽东也曾斥之为“错误的防御战术”。
我们不愿重蹈江西苏区的覆辙，决定我们在天全庐山的军事行动是暂时性的，不在这里
建立川西苏区，我们在这一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补给问题。因此，我们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
人力和畜力，将打土豪得来的稻谷运往宝兴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个集镇上，搜购布匹棉
花赶制冬衣，准备不得已时退回懋功。
战局渐渐不利于我军，不久在江西对共作战甚久的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①，集结到了
我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手段，向前进逼。我军与之交锋，占不着便宜。我们素
来避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也不愿持久消耗，乃退回宝兴以北的山区。敌军也不再深入，
他们不敢蹈险和我们在山地争胜负；同时，他们也以为把我们围在山地，终有一天会因粮食
不继而自趋崩溃。
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甚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
“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我们当时曾详加检讨，认为敌方在军事上占压倒优势，这是从
来没有人否认过的，不过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相当辽阔，决非敌人所能封锁。兼之区内地
形险要，交通阻塞，敌人决不敢深入进袭。因此我们大可安心在这地区休息过冬，决不会成
为瓮中之鳖。
一九三五年九月间，我们回师懋功及其西大金川沿岸一带的集镇②，原驻在丹巴的刘文
辉部，在我军压力之下，向泸定溃逃。我们总司令部驻在靖化党坝地区。这时东南面的敌军
离我军有百里以上，不能直接威胁我们。
我军的困难是粮食供应不足，引起藏人的反感，当地藏族与汉人之间原有隔阂，藏人一
向痛恨汉族的侵略。红军进到藏族地区后，毛儿盖东北面的藏人曾与我们发生过许多次的冲
突。他们不仅阻拦我们这些外来之兵，尤其不愿我军分享他们不足的粮食。我们在这一带驻
扎久了，与藏人争食情况，日渐严重。我们避免与藏人冲突，不愿在此驻留太久，以免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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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这一地区的粮食太多。
藏族头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粮食，往往集中数百人与我们的搜粮队对抗。我们住在清化的
时候，就曾发生过好几次类似的冲突。藏人的队伍是乌合之众，随集随散，不能持久，我军
从不妄施攻击，只是予以监视，听其自散。我们也曾向藏人解释，我军不得已才掠取他们一
部分的粮食，决不愿他们于饥饿的境地，更不会横施压迫。这样的解释收效很微。我们只有
适可而止，在一个地方住了几天，就又迁往别一个地方去。
我们这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老在寻求生存之道。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已经支
离破碎，内部又告分裂，而且困处边隅，粮食不济，藏人的抗拒，更使我们汗颜。但我们并
不绝望，还是抖擞精神，积极进行部队的训练工作，以为将来作战的准备。
我们的训练中心是红军学校，由何畏任校长，刘伯承任总教官。何畏那时仍在养伤，事
实上不能多管事，刘伯承则负责实际责任。这个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多数是从四方面军调
来的营连长，也有少数当过师长或军长的干部。重要战术教官是张宗逊、郭天民、唐天际等。
教学原子是教官和学生共同学习，理论与实际并重，往往一个课程之后，便由教官和学生们
率领附近驻军，实行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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