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海中的天经地义发生动摇，便愤而自杀。这是不足为训的，同志们应应引以为戒。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检讨，余天云的自杀事件使我想起一九五五年高岗的自杀，两者在性
质上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我当时对余天云，到没有想到、更没有说到他以自杀来反党。
我们的教育工作，是克服了重重困难而进行的，余天云事件足够说明此种困难的深度。
我和一般高级干部曾详加检讨，认为严格的教育仍应继续实行，但方法应有所改善，即对一
般同志，不可轻易处罚，应多注重说服与批评，对游击观念也不可一概抹杀，要潜移默化、
以正统的军事知识徐图补救。我们当时是想利用这段休养的期间，借训练工作使我们的知识
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们不惜采急进步骤。但事实上训练工作须较长时间才能收效，我们
这次努力，也就由于时间的限制，虽有相当成就，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九三五年十月底，我军翻越万年雪山（即大雪山）到达道孚、炉霍、甘孜地区。我军
在大金川流域和懋功一带停驻了一个多月，从天全庐山运进来的粮食已经吃光了。当地的粮
食，又因红军在那里先后驻扎了约四个月，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要迁地为“粮”。道孚、
炉霍、甘孜是川藏大道上的要镇，人口较多，我们估计那一带的粮食可供我军过冬。而且时
已深秋，再不迁移，待到大雪封山，那就无法翻越这座大山了。
我们选择了由丹巴通道孚的一条捷径，向西进发。翻越大雪山，须费两天的时间，第一
天进到山腰雪地边缘露宿，第二天上午，翻过海拔七千公尺左右的山顶，再下山到了山脚才
找着村庄驻足。山顶空气稀薄，通过时呼吸困难，我们都带有生姜一类的强心药品，为临时
救急之用。全山白皑皑，我们步履稍一不慎，便可能发生雪崩。幸而我们事先作过充分的准
备，所以能够顺利通过。
这一带喇嘛的势力特别盛大，尤以黄教的势力最强。道孚一个最大的黄教喇嘛庙，就有
八百多个喇嘛，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见穿红袍的喇嘛，喇嘛庙里有维持纪律的铁棒喇嘛，那
些在街上闲逛的喇嘛们，听见铁棒喇嘛来了，就吓得四散躲避。喇嘛庙和喇嘛住宅建筑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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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精美。喇嘛庙很象一间学校，喇嘛们经年累月在那里念经。有时喇嘛也像是一支由组织的军
队，大多会使用武器，经常作有组织的军事活动。喇嘛在当地居民中，无论知识和能力都较
超越，人民畜牧、营建、医病等，都得依赖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图克图更是政教合一的首
脑。
一妻多夫的制度盛行于这一带，但妇女的地位却又特别低。藏人兄弟数人往往共娶一妻，
她周旋于这些兄弟之间，要维持他们的和睦，如发生争风吃醋的事，不问原因何在，概归咎
于妻子。妇女出街要带面罩，而且有些还毁了容（所谓毁容，就是故意将面部割破，涂上黑
灰，变成黑疤）。喇嘛们在街上逛游时，妇女们要远避，否则就被视为不道德，如果一位年轻
貌美等女子，竟引诱喇嘛们注视，那更是邪恶之举。凡是引起争风的妻子，或引起喇嘛欲念
的妇女，往往送去当尼姑。道孚市郊的一座小山上，便有一个规模颇大的尼姑庵，住满了这
类尼姑。
藏汉两族间的关系十分恶劣。从满清到民国，统治者传统的歧视藏族。那时统治西康的
军阀刘文辉，尽量搜刮藏人的钱财。汉人在此经商者，也多用欺诈手段图利。我和一些藏人
及喇嘛们谈及这些事，他们大多叙述怎样被汉人撵到山里去的故事。
藏族的文化较低。藏人一年四季，不分冷暖，总穿着一件油渍的羊皮统子，这件统子往
往重达三十磅，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很大的负累。他们虽有自己的文字，但结绳记事的方法，
还是很普遍。而且文字也极不完备，很多较复杂的概念，就无法表达出来。譬如“团体”这
个名词，在他们的文字中就没有。我和他们研究，藏文中只有“一心一意”这个名词，较接
近于“团体”这名词的意义。
我们既履斯土，就得尽量取得当地人民的谅解和合作。藏族自治政府经过我们的推动，
在各地组织起来了，但大多只是一个空名义。藏人始终不完全了解红军，在他们看来，我们
是掠夺粮食的可恶汉族，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和蔼，又使他们惊异不解。甘孜的活佛是这
个区域的“神”，他曾这样表示对我们的观感：“如果红军处境好一些，不会比刘文辉坏，可
是它现在穷困，搜刮超过了刘文辉。”活佛的这句话，适当的描绘出当时我们在那一带的真象。
我们在西康停留的期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前线大致没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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