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三个师，每团人数约为五百余人，总共不到两千人，枪枝则有一千三百左右，全军战士
之中来自鄂豫皖者为数已少，多数系在陕甘补充的，不过军事干部仍多，系鄂豫皖区的老战
友，政治干部则大半由一方面军调来充任。他觉得他所率领的队伍，现在只有虚张声势，负
担避实就虚的游击任务，如果要打硬仗，那只能算作一团人。
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他从鄂豫皖奋斗到那时，所经历的艰险尤过于我们，可惜他对我叙述的详情，我已不能
全部记忆。他说一九三二年八月间我们离开鄂豫皖以后，许多老战友如沈泽民、王平章、徐
立清等都艰苦奋斗，直到最后一口气；郑位三、高俊亭、郭述申等则留在鄂豫皖区，从事游
击活动，现在他们的生死，也不知道。他又描述敌人在鄂豫皖区的种种残忍屠杀行为。他自
己到万不得已时，才率部离开那个可爱的根据地西行。
敌人屠杀行为的残暴，在鄂豫皖区可谓登峰造极。据中共现在所发表的史料，在鄂豫皖
区被杀害有二十万人，为各区之冠。这一点从徐海东与斯诺的谈话中①也可见一斑。我听见
过不少有关敌人在各个苏区的残杀行动，即在我们推出后的川北苏区，也制造了不少的“万
人坑”，不过比之鄂豫皖区，亦是大巫见小巫而已。当权的国民党，也许以为杀人可以止杀，
其实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古有明训的。
徐海东说到他的西行，也是受我们在川北发展的消息所鼓励。一九三三年间，敌方的情
报屡次说到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很猖獗，他听到了，有说不出的高兴，率众西行来找寻我们的
念头，也就油然而生了。一九三四年夏季，他带着两千多人，打着红二十七军的旗号，跨过
京汉路，西向横冲直撞，沿途打了许多次大大小小的仗。他们到达陕西后，绕着秦岭山脉行
动，队伍人数损失了大半，子弹消耗殆尽，有时甚至无粮果腹，露宿山头更是平常事，而且
通往川北的道路又被敌军控制了，乃不得已渡过渭河，向陕北发展。
徐海东等来到陕北之前，总以为那里是著名的土匪巢，不料到了那里之后，竟发现有共
产党和红军，他们很快的就与刘志丹高岗等的游击队会合了，敌人的压力也减轻了，因此他
们就在那里停留下来。陕北的游击区是很零碎的，主要的两小块，一在神木府谷，另一在保
安靖边安边。一九二七年以后，陕西有些同志逃到这些边远地区，搞土匪，打游击，并不知
道苏维埃和红军的章程，因而一切显得落后。那里的游击队，分子也极复杂，除了共产党员
外，有土匪，也有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
红二十七军到达陕北游击区之后，推行鄂豫皖区的经验，红军和苏区都有可观的发展，
声势为之大振。戴继英②聂鸿钧③目击陕北游击队内部复杂情形，急图建立坚强基础，便大
张旗鼓整肃起来。陕北许多同志被当作土匪或反革命，有的被杀，有的被拘禁，有的经审讯
以后释放。徐海东觉得戴聂二人做得过火了，太盲动了，没有充分估计到陕北的落后情况。
整肃的结果，使陕北同志感觉不安，以为鄂豫皖来的老红军是压迫本地人的。
徐海东对于毛泽东等一到陕北，便能纠正戴继英聂鸿钧的错误表示敬佩。他说到毛主席
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带着北上先遣队到达陕北，已是疲劳不堪，但一般同志素来对中央
的信任很深，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肃然起敬。毛主席等中央要人旋即纠正了戴聂的错
误，将被拘禁的高岗等释放了出来，而且极力号召同志们无论是由江西来的，由鄂豫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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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或者是陕北本地的，都应团结一致。这样做的结果，陕北的气象，为之一新。
徐海东还说到，自林育英到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展的情形，对党内团结有所帮助。
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的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污我因个人
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时死路，他
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这样，会使前方士气为之大振。
徐海东这个朴实的军人所说的这些话，显然是真情的流露，不进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
动。我同样觉得戴聂的整肃工作是做得过份了，毛泽东等出而纠正是适当的。我除了对徐海
东表示这一点看法以外，也说到我正努力与党内的团结工作。
敌军已从陕甘公路进占海原县城，我们为了避免为敌军所包围，因东向同心城撤退。甘
北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河水含有苦涩的矿质，不能食用，人民储雪于窖，作为终年
的食水，我军所到之地，迅即将民间窖水消耗掉了，这也使我们无法在甘北做久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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