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足证张某人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毛当场承认确是套用
韩愈，张某人说的话并不错，怀疑的人倒是不够程度了。
在这件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据说还是毛泽东自己出来收的场。毛泽东曾对他们说，
他自己不只一次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张国焘和陕北中央委员一样，完全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现在如何能够找些零星材料便把前言翻案呢？毛氏又对他们指出，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
解决，这个问题更不就不能拿出来讨论，不能公开去说的。于是毛便讥笑那些斗争专家，不
要自讨苦吃，还是在别的问题上去找斗争的“罪证”吧。
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四方面军的领导破产，反党反中央等等，在斗争专家们看来，
这些罪名已成定案，而且西路军的失败，他们更认为是证据确凿的证明。于是他们进一步有
企图在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中，多找些张国焘领导破产的“罪证”，但他们这些努力，不仅徒
劳无功，反引起复杂的争辩。这些争辩显然不利于毛泽东、张闻天等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因
此他们就来个武断的办法，肯定张国焘的“罪过”是分裂中共中央，罗织了所谓反党反中央
的极端“罪状”。这些“罪状”据称是源出张国焘的“土匪主义”和“军阀主义”。因为“土
匪主义”才会猛烈反对中央；因为“军阀主义”才会企图篡窃中央。他们以为用这个简单的
逻辑就可以掩盖一切。
张国焘“罪名”要点，既已确定，因此斗争的重点，就转为争取四方面军干部的支持。
斗争专家们大声疾呼，四方面军的干部回到中共中央领导之下，检讨过去的错误，再不要受
张某人的影响，坚持错误下去了。但这个号召并未发生良好效果，因为有很多干部，主张要
检讨错误，应当是全面检讨，而不应该片面检讨。说穿了，就是要检讨毛泽东等所领导的中
央是否也有错误。
这样一来，斗争就转入到最野蛮的阶段。罗瑞卿、莫文骅等率领着一群斗争打手，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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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或者个别实行向四方面军干部展开斗争。他们盛气凌人的审问被斗争的人，问些毫无道理的
问题：诸如“你乱杀过人吗？”“私自打过土豪吗？”“强奸过妇女吗？”“说过甚么反中央的
话或做过甚么反中央的 事吗？”等等。
这样的斗争方式，可说极具侮辱性，与当时国民党审讯“共匪”毫无差别；曾引起四方
面军干部极大反感。被斗争者理直气壮的声称，他们是不可冒犯的红军战士，决不愿答复这
一类问题；有些声言自己身经百战，受过多次战伤，早已将生命贡献于中共，决不承认是“土
匪”，也不能受侮辱。这些严重的抗议，并没有令毛泽东及其爪牙们有所觉悟。终于引起了“抗
大”内部大多数学生们的鼓噪。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原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领导着四
五百位学生，企图立即行动起来，脱离抗日军政大学。他们的作法，虽未公开言明，但显然
是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相对抗。
这件事使延安大为震动。为了平息这次风潮，朱德、林彪邀我去“抗大”讲话。在抗日
军政大学的操场上，我想全体学生严肃的发表演说，指出所有“抗大”的学生，中共党员，
都不可有违反纪律的行动，但是党内斗争也应当在正轨上进行。每个同志，不管来自那一军，
都应检讨过去有过的错误，也有权利义正词严的拒绝那些不应有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
大”解决，也不可违反纪律，每个同志都有权将问题向上级党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
产国际控诉。
我这次演说，实际平息了“抗大”学生的反抗行动，但把我当作罪犯和人质的毛泽东看
来，我的言词仍然是富有反抗性的，因而更加采取高压政策。毛泽东并不遵守诺言、立即释
放当时已被捕的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高级干部，反又逮捕了更多的人。被捕者总数达到
四十人以上，概交由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审讯处理。
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
抗这种斗争的立场，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何畏出身工人阶级，在红军中战功显赫，负伤
十一次之多，毛泽东等也轻易奈何他不得。他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但为了许
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议。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
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他要向共产国际控诉，否则他就要脱离共产党，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
之后，张闻天曾向我解释，何畏身体残废，且有战功，本应曲予优容，但他心情恶劣，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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