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共和解方案，国民政府只允许中共在陕北设立一个特区行政公署，其首长的名衔
为行政公署主任，属陕西政府管辖。首长人选由中共推荐，其编制则按国民政府法规办理。
七七事变前，中共曾向国民政府要求，这个特区应归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但未得到允许。抗
战爆发后，中共更进而要求陕北特区政府组织应等于一个省政府的组织，也未得到国民政府
的允许。这个案件始终是一个糊涂案件，我极力考察也找不出任何有关的文件为凭。中共中
央在洛川会议前，就决定了自行组织陕甘宁边区政府，其编制完全按照国民政府属下一个省
政府的编制。据说这样做蒋介石氏会默认。
因为改组的原则没有确定，陕北这个政府机构，还保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老
模式，但它已残缺不全，大门口没有招牌，印信还是老式的，原任主席林伯渠，已经半年没
有视事了。边区政府属下，有秘书处、内务、财政经济、教育三个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等五
个机构。秘书处之下，只有交际科有工作，由伍修权负责，直接由中共中央领导。内务委员
会委员长蔡树藩（他因受伤失去了一只手），只做些抚恤和优待军人家属的工作。财政经济委
员会的委员算是林伯渠兼任，那时因他不在，由其副手曹菊如代理，每月的经费收支，概由
中共中央组织部指导。中央政治保卫局由周兴负责，事实上直隶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不能过
问。只有徐特立所主持的教育委员会，有些工作可做，较为活跃。
徐特立这位老教育家，在我们同志中是较年长的一位，提倡新文字极为积极。他和林伯
渠等人鉴于中国闻之的艰难复杂，力主将中国文字拉丁化，并在陕北施行了近两年。他们认
为在陕北这个文化落后的区域，正好推行拉丁化运动。徐特立为了推行文字拉丁化，曾和毛
泽东多次纠缠；我任边区政府主席后，便成为他纠缠的主要对象。他一面编印拉丁化教材，
训练教师人才，督率陕北各初级学校实施，一面以“传教士”的精神向我宣传，希望我积极
支持他的主张。如果我向他说到拉丁化尚未十分成熟，一时不易推行等类的话，那他非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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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辩论一个通宵，是不会停止的。
除了徐特立的理想主义而外，边区政府的内政困难不胜枚举。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
说明当时的一般真象。徐特立属下的一位得力助手，原系延安地方上老办教育的人，他有一
位太太，两个孩子，新近又生了一个孩子。他在教育委员会工作，除吃饭以外，一向是不支
薪的，因而他的太太和小孩们均在家里无以果腹。但边区政府穷得要命，没有津贴职员家庭
生活的办法。结果还是由徐特立在教育委员会职员伙食尾子中抽出少数的金钱，来暂时津贴
他。
毛泽东也曾说过要是使边区政府成为国民政府下的一个模范单位，它的设施须作为许多
敌后游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南，但他并不了解政府机能的范围和内容，实际上只想使
边区政府能在某些方面装点门面（这也许是毛氏不能很好统治一个国家的基本原因之一）。毛
泽东等中共要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错误观点，大别之为下列各点：一、他们忽略了许多历
史教训乃至列宁的遗训，不将政府机构看作最重要的和最有效能的工具，或者换句话说，只
有夺取政权的抱负，没有好好运用政府机能的知识。二、他们太重视党的权力，而又不了解
党与政府的正确关系，因而党部对政府工作干涉太多。三、由于革命实行中养成了许多粗糙
的革命观念、游击思想、不合理的平等观念等，无法深刻认识法律和制度等的重要性。
当时边区政府的改组可不容缓，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无法澄清，在十分草率的情形下，
组成了新的阵容。九月中旬在中共中央认可下，边区政府实行改组：张国焘任主席，陕北老
干部潘自力任秘书长，马明芳（陕北老干部）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志丹之弟
刘景范任建设厅长，新由国民党区域来的文艺作家周扬任教育厅长。从这名单中，人们可以
看出陕北色彩加重了，编制则大体仿效国民政府的法规。
改组后的边区政府立即召集一次限制县长会议，所有陕北二十二个县长都参加了。当时
我和我的同僚们，都很注意研究当地实况，但结果一切都茫茫然。原来陕北只存在一些游击
区域，毛泽东等到陕北以后，也只挂起了一块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招牌，为了解决军队的
供应，一切现炒现卖。因此这个素来不平静的区域，从国民党到中央，历来都是一团糟。没
有人口统计，甚至谁也不知道较真实的人口概数；从政府工作的各方面去看，都找不出一些
可靠的成规。因此我们只有缩小范围，研究一下陕北老百姓的负担。以前收税的方法极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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