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人员，来与国民党相对抗的本意，现在也不再提起了。边区政府属下的教育厅，也无法提
出教育计划和预算。原有的一些小学和补习学校等，仍由各、各乡村政府自己设法维持。而
新任教育厅长的周扬，见人就爱说左派作家运动和文艺思想等，他个人对演讲写文章甚有兴
趣，似乎对于地方教育工作不很了解，也无兴趣。因此，徐特立办教育的时候，对中国文字
拉丁化运动做得有声有色，周扬接任后，拉丁文化就随之而消沉了。周扬也没有提出任何教
育计划，这也许是他在现实情况下不得不如此。
任财政厅长的曹菊如对于收入增加，颇感兴奋，拟于当年十一月份起，建立边区政府的
预算制度。他根据实况，建议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经费之外，剩下的由财政厅支出，为
发展边区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体知道收入有十六万之多，径向中共中央组
织部请示，除了上一个月维持边区政府所需要的经费外，所多出的十余万元，概交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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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为发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来向我报告这件事的时候，使我很愤慨，准备为这件事抗争；
曹菊如反劝我说：他们这种作风很难更改，从前林伯渠同志为此不知受过了多少气，结果也
没有办法，现在还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对财政的观点既然如此，便很难建立一个适当的薪给制度。毛泽东非常欣赏他
的工作人员只发给伙食费，每人都可以分给一点伙食费的尾子，作为零用钱，并认为这是最
好的配给制度。这种配给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
外贸易的叶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常能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酒、
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
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从江西苏区所带来的作风，显然为陕北当地干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们负担的作风，往往被利用为满足地方干部个人的需要。陕北各县及各乡政
府内的干部往往有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职权而得来。替红军家属代耕的制度，曾盛行
与各个苏区，我在鄂豫皖的时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制，以防止并非红军的地方干部，也利
用这种代耕制度，来满足他们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负担。陕北许多地方干部甚至本地中
共党员，也获得跟红军家属一样的代耕，个别的严重例子就像一个地主有一群农奴一样。不
合理的配给制度，必然腐蚀所谓革命精神，滋生苛捐杂税、贪污、浪费、和各种各样的官僚
主义。
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直属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从不过问，但它的工作范围实在太广泛，
许多事均需与边区政府接头，而且很有一些麻烦不易解决的事。日军进攻太原，太原吃紧的
时候，陕北边区北面榆林地区，国民党驻军中一位师长派了他的副官长，护送该师军官眷属
约二三十户人员，道经延安南下，返回关东地区的老家，自然沿途要经过政治保卫局检查站
的检查。这位副官长来访我求情，他首先把该师的证件及公文给我看，声言他所率领的全部
是军官眷属，携带的也是个人行李，只是榆林地方现金难得，各家不免储藏少数货品（意即
指鸦片烟土），请求我优待他们免于检查放行。我问明同来的保卫局人员，这一行人确系军人
眷属，携带的又是少数货品，我即应允优待，免于检查放行。依据法令，鸦片烟土原应没收，
如今以优待友军的名义放行了，政治保卫局总觉得失去了一笔可观的私有财源，因而暗中总
在埋怨我“讨好军阀”。
新成立的建设厅，工作尚无头绪，任厅长的刘景范虽然有点花花公子型，但也很想做一
番事。当时拨归建设厅管辖的是一大批生产合作社、互助社等等。刘景范研究了一下，提议
加以整理，因而召集了一次各社的主任会议。原来这些社的成立，最先是优待红军烈士家属
的；也有一些是由残废军人组织起来的；久而久之参加这些社的，也有不是烈士家属，有些
也是有相当生产力的人，并有很多已经有生产事业，总计这些社的数目约有一百多个，人数
约三四千（详细记不清），分布陕北边区各地。这些社的经费，完全由边区政府供给，总支出
为数不少，名之为津贴，即是边区政府津贴有功人员及残废军人之意。
刘景范主持这个会议，我也曾亲自参加，会上决定采取生产节约方针，实施整理。规定
有些社可以成为真正的生产合作社，只需由边区政府供给一些生产资料，就可以自给自足；
有些社可以部分的自给自足，只需部分的津贴有些还需要原有的津贴，甚至还要增加一点。
这样做不仅使这些社都在生产上有出路，而且可以节省大批经费，原则上也符合中共中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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