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形状的汉奸样子。我事先毫无所知，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儿子，
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过去，
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
蛮、残忍、禽兽不如。
经过以上我所扼要叙述的那些事情，我没有与那些阴谋家公开闹翻，不能不说是忍耐的
奇迹。我此后再不愿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会面。十一月间，我就有计划的将边区政府主席职
责，推交秘书长代行。任秘书长的潘自力为人很正直，与我共事相处很好，他目击党内情况，
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后，感到责任重大，因而不动声色向中共中央请求调换工作。这个时候，
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建筑了一排窑洞，大致已经完工，需要搬迁。搬迁的主要用意，是
企图减少日机轰炸的危险。我虽已消极，但因工作不能停顿，还是如常的照料我所应做的工
作。
十二月间潘自力调走了，原任交际科长的伍修权升任秘书长。伍修权接任之初，特务派
头十足，借故把替我收拾办公室的一个小勤务捕去了。这显然是对我施的下马威；他大概企
图从小勤务口中，讯问出我的“反党行为”；无异明白表示他是来监视我的。数日后，伍修权
的态度竟有些改变，他遇事向我请教。为甚么有这个改变，我始终不明白。这也许有多种原
因：其中的一个似是伍修权研究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文件，看出我们所提议办理的事，都是出
自善意，并非前此他用有色眼镜所观察的可比，显然不是甚么“反党阴谋”；而且中共中央的
干扰，并不一定合理，有些显有偏见。
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我逐渐把它转移到伍修权身上。首先请他代替我和张闻天及其他
中共中央各机关首长接头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我指出这对他自己固
然是驾轻就熟，对工作进行自会较为顺利，他欣然允诺。这件事解决，对我来说，真是如释
重负。接着又将其他各项我所应当做的事，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渐由伍修权代策代行。
伍修权很热心工作，连升三级，边区政府整个工作完全由他处理，他表现得有点踌躇满志。
而我正感轻松，为我后来脱身出走，准备了条件。
这件事同时也证明那些阴谋的独裁者，妨碍我正正当当的做边区政府主席，甚至连我在
边区政府做一个苦力，他们也不放心。他们要我作一个俘虏，在监视之下听从他们摆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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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时即使我做一个安份的傀儡，恐也难逃清算斗争的灾难。毛泽东对意见不同者的阴毒，再加
上斯大林反托派的疯狂，实在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延安已是冰冻的时候，王明、陈云、赵云（即康生）三人坐着
一架苏联的军用运输机，自莫斯科飞返延安。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苏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
条约，接着苏联供给中国一些飞机，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为中苏交通的孔道。苏联派
人在迪化、兰州等地协助管理空军基地。王明等便是由莫斯科经由迪化、兰州等空军基地，
飞返延安。
当时南京已失手，国民政府正迁往重庆途中，中途停留武汉，因而武汉一时成为临时首
都。周恩来为了要赶往武汉，在王明等到达前的几天，自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那天下午，周
恩来正在为的办公室谈天，忽听见飞机声，虽没有警报发出，我们也颇疑为日机前来轰炸，
因而出外观看，一架飞机出现在天空，绕着延安城，越飞越低的债那里打圈子，似是寻找机
场。我们两人即向飞机场走去，途中我问周恩来是甚么人物来了，他答说到了机场就知道，
似乎他也没有预先得到消息。
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
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甚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
明等要来，毛并未公布；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
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
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我已有八年没有看见王明，陈云大约十二年没见，康生也有六年半了。
叙起旧来，材料当然特别多。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似乎以前延安从未有过。
座中，不记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后莫斯科与延安间可否通航，以便运输大批武器和军用
物资来延安。毛泽东闻言大感兴趣。王明立即解释说：根据中苏谅解，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
境内，只供国民政府调遣；他们这次乘空军飞机来，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动。王明继续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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