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二月间阴历新年，几个小学生作新年赌博游戏被发觉而将受到严重惩罚，我挺身
出来辩护，与舍监发生争执。那位颜舍监认为我言语嚣张，侮辱师长，要开除我的学籍。有
些师友们劝我向校长表示悔过，以期减轻处罚，我拒绝了，决定到省城我所向往的一所较好
的中学去、这样，我就离开了萍乡中学，抵达南昌，插入了心远中学继续学习。
心远中学是熊育锡先生所创办的。这个学校在初创的时候，以培植少数熊家的子弟为主。
后来负箕者众，成为江西省城一间颇负盛名的中学校。它的特点是注重科学和英文，奖励学
生投考清华或其他新式大学，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等等。熊先生貌似猴子，是一位著名的教
育家，与严复先生相友善。
我这个初由萍乡中学转来的学生，最初是忙着补习英文和科学的课程，受了学校风气的
影响，兴趣偏向于科学的课程，准备将来投考大学工科。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就是我当
时所用心读过的第一本翻译书籍。从这时候开始，我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来敲近代
知识的大门。
这年七月间欧洲大战爆发，学校里宁静的学习生活也被搅乱了。日本于八月二十三日对
德宣战，九月二日出兵。在我国山东登陆，十月六日占领济南车站，不顾我外交部的抗议，
迳行管理原系德资经营的胶济铁路，十一月七日又占领了原系德国租借地的青岛。这些事曾
引起同学们的愤慨，认为是日本别具野心，乘机侵犯中国的权益。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秘密面递二十一条的书面要
求。全国各地报纸每天都用大字揭露这一新闻，认为这是日本乘着列强无力东顾的机会，企
图灭亡中国的一个重大步骤。我们学校里从校长到全体同学，都为这件新闻大大激动起来，
一致认为二十一条关系中国生死存亡，非奋起抗争不可。
就从那时起，我经常阅读报刊，留心时事。同时我在心理上，也觉得自己渐渐成为一个
具有独立见解的成年人了。“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两种愿望在我内心发生了冲
突；后者占了优势，终于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这年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日本竟向我国提出哀的美敦书，限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以前对日
本要求作满意的答复。北京政府不得已如期屈服了。这件事举国一致认为是莫大的国耻。我
和许多同学都十分悲愤，那时还没有学生团体的组织，但大家结伴到街上去，按照报上的记
载向市民宣传反日，抵制日货。我开始注意中国的近代史和印度、朝鲜等国亡国经历的记载，
常与师友们纵谈当前救国大业，有时想借助于基督精神，有时又想从注重体育入手，一心一
意想寻求出一个救国的大道理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袁世凯公开背叛民国，帝制自为。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筹
安会宣告成立，通电各省，主张君主立宪。十月八日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由
所谓国民代表在各该省分别投票，决定“国体问题”。十月二十八日起各省就排演起来，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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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造了“一九九三票完全赞成君宪”的结果。
那时各省纷纷组织“筹安分会”、“请愿联合会”等，排演一些假冒民意拥护“袁皇帝”
的把戏。在签名劝进的闹剧中，有的为权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有的趋炎附势，甘心附逆。
我们的校长熊育锡先生独不顾危险，拒绝签名劝进，真是难能可贵。我和一般同学们看到这
些丑剧，都为之齿冷；对于熊校长的义不帝袁，大家一致颂扬，往往竖起大拇指说：“熊猴
子毕竟要得！”
当袁世凯兴高采烈的筹备登基大典，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预定于二月九日君临天下
的时候，各省反袁的革命行动也就纷纷爆发了。各种打击纷至沓来，他终于在当年的六月五
日抱恨而去世。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军事独裁者的下场。中国的局势似乎又是绝处逢生有些转
机了。我们一般同学们，又都怀抱着国家前途和个人学业或能步入佳境的期待。
第四章 与革命党人的最初接触
一九一六年七月间，暑假开始，我到浙江象山县去省视父亲（他原任法官多年，那时任
象山县知事）转回上海，投考北京大学。那时袁世凯已死，北京情形有些好转，我所仰慕的
蔡元培先生于数星期前被任为北大校长，我想像北大可能有一番新气象，因而决定去投考，
父亲也积极支持。由于我二叔的介绍，在上海与革命党人叶伯衡先生同住。在这段时间里，
我每天都与革命党人在一起生活。
叶先生住在法租界八仙桥那杂乱拥挤的首善里内一幢住宅的前楼。屋内陈设简陋，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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