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或少的同情学生。这一切使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钱能训无法完全听从段祺瑞的摆布。这
样，安福系、新交通系摧残学校的计划不能顺利实现，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以平民
愤。
然而拥有实力和日本支援的亲日派是不肯干休的。他们痛恨北大，集中目标攻击蔡元培
校长，非迫令去职不可。蔡氏事先虽曾劝阻学生的示威行动，但事后却完全站在学生方面，
抗拒各种摧残学生的压力，对于释放学生一事，奔走尤力。但他为缓和亲日派的愤怒，不愿
因个人的去留使事态再行扩大；终于五月九日留下告别信，悄然辞职出京①。
蔡氏被逼出京一事，又进一步激起同学们的愤慨。一般同学认为蔡氏的出走是政府摧残
教育的明证；如果学生不据理力争，将使亲日派气焰更加嚣张，各学校以至整个爱国运动势
必受到摧残。北京学生联合会经过多方的奔走呼吁仍无结果之后，不得已乃决定于五月十九
日实行罢课，力促政府接纳学生的爱国要求，挽留蔡校长，并惩办曹、陆、章等亲日分子。
北京各校这一罢课举动，又获得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
五四运动也影响了那时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平会议。五月十三日，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
在和平会议上提出了有名的八条件，其要点是：中国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取
消中日间的密约；惩办负责签约的亲日派；取消参战军等。这八条与当时学生爱国运动的主
张是一致的，博得了国人广泛的赞同。
我所主持的讲演部，是各校积极分子荟集的场所，人数极多，单是北大就有八百名左右
同学参加，因此对于学生联合会的决策影响很大。这些参加者分别组成讲演团和讲演小队，
分布在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镇集，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印制
品，并进行组织民众团体。这些讲演团是当时学生活动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我们向市民、军
队、警察宣讲爱国反日的道理，毫无顾忌的攻击北京政府和亲日派，造成了人心愤慨、满城
风雨的形势。
我们的讲演方法也日有改进。有一次我带着一个讲演团在一个街口高举旗子，发表演说。
围着听讲者约一百多人。夏天的烈日并没有减低他们听讲的热情。他们送茶水给我们；鼓掌
声和发问声此起彼伏；我和同伴们都满头大汗，声音虽已嘶哑，但仍是在大声疾呼。这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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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国情绪感动了一位在场的老牧师。他等我们讲演告一段落后，约我们到他的住所去研讨讲演
的技术。，他指出我们的讲词不够通俗，没有从人民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
根源和爱国运动联在一起，因此，我们虽卖了很大的气力，老百姓却还不能完全领悟。他具
有很大的热忱，似乎要将他一生传教的演说经验一口气传授给我们。这使我们大为感动，尽
力接受他的指教，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五四运动也和历次的反日运动一样，以抵制日货为一个重要的节目；这也是能够在经济
上打击日本的实际行动。这次在北京发动的抵制日货运动，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商会协议一致
行动。我们的讲演团对于这件工作非常积极；到处发动“救国十人团”②的组织。这个新兴
的组织对抵制日货发生了可观的作用。团员们相约不买卖日货，并劝告商店不卖日货，市民
不买日货，也发生了捣毁日货的事件。抵制日货是当局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北京政府受不住
日本外交上的压力，更害怕因此引起民众与日本人的冲突。
于是当局积极禁止学生讲演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学生方面因尚希望政府能够拒绝在凡尔
赛和约上签字，不愿过分与之决裂。当军警禁止学生讲演时，我们讲演团的工作就停顿几天，
还将抵制日货的口号改为提倡国货。我们出去活动时大多背着一个上书“提倡国货”四字的
布袋，以挨家挨户推销国货的姿态，来执行讲演团原来的任务。但这种较温和的活动也遭到
军警的横蛮干涉。六月一日，徐世昌又颁布两个命令，一为曹、陆、章三人辩护，一为重申
禁止学生罢课滋事。学生看到政府是要根本摧毁这一爱国运动，乃激起更大的悲愤。
六月二日，我所主持的讲演部职员会议通过决议：不服从禁令，恢复大张旗鼓的讲演活
动。这决议立即得到评议会的认可。讲演部立即执行这个决议，发挥以身作则的精神，首先
由我和十几位本部的重要职员出发，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这一带中心区域、高
举旗帜恢复讲演。我们不顾警察的制止，向听众大声疾呼，终于与警察发生冲突。我和其他
六位同学于当日下午六时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监房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铁
窗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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