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学校经常举行会议，各地学生代表也大都寄宿在这所学校里。大会费了好几天的时间讨论
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章程，字斟句酌的研讨不休。北京学生代表共有二十余人，其中只有
四个是出席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我在大会是没表决权的，被选担任总务方面的工
作。
我对全国学生联合会总务处的工作并不感兴趣，事实上也未正式就职。我所注意的是考
察各地学生运动的实况。我发觉上海及各地学生会讲演方面的工作，赶不上我们在北京所做
的。“到民间去”的风气很不普遍。为了要给各地同学一个榜样，我亲身在上海从事街头活
动。我制了一些卖报的布袋子，发动同学们一齐去推销爱国书刊，进行像北京学生联合会演
讲团一样的工作。我背了一个装满《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爱国书刊的袋子，到街上去
一面叫卖，一面向市民宣传，晚间归来，有些代表们以惊奇的眼光笑着向我：“你这位社会
运动大家的生意好妈？”我充满了自信向他们说：“成绩还不错。我们都要有这种到民间去
的精神才好！”我这样做了几天，终于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口，受到一个外国巡捕的粗暴干
涉，他不加警告的在我背后用力的一推，几乎使我跌倒。当我依然停在那里表示不服的时候，
他竟作出要逮捕我的姿态。我为了不愿引起纠纷，以免防碍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进行，当
时没有反抗就走了，也未将这件不愉快的事宣扬出去。但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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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次尝到外国租界势力给予我的侮辱，使我确认反日之处，还要反对租界。
七月初，陈独秀先生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十一位重要负责人鲁士毅、江绍源等先后被捕。
我们旋即从北京收到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报告。在上海的北京学生代表团认为这是北京政府有
计划摧残北大的行动，并想到北京学生联合会一时将缺乏得力的人手，因而决定要我立即赶
回北京，号召同学们坚决反抗，决不使这个学生运动的中枢受到损伤。我遵命立即起程赶回
去贯彻这一个新任务。
当时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关于对北京政府的态度问题有些争执。上海和南方各地有
些代表，表示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支持广州的南方政府的意向。北京和其他多数北方地区的
代表虽然同情南方政府，尤其反对北京政府在各地压迫学生，但仍不愿将这种态度公开表示
出来。他们顾虑这样作会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予北京政府进一步摧残教育的口实。可是，当
听到陈独秀先生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代表中就有人强调的指出：我们应当与上海等地的代表
采同一的态度，公开反对北京政府。果然，在我离开上海几天之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便请
孙中山先生在会发表演说。这是全国学生倾向孙先生的第一个公开表示。
我赶回北京后，得悉鲁士毅等十一位同学是由北京地方法院用拘票逮捕，将公开审讯。
陈独秀先生则是由便衣警察到他家里把他架走的，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同学曾表示出一种悲
观的论调，认为以前要求拒绝和约签字，惩办卖国贼，是声势浩大的爱国行动，政府不得不
低头；可是现在情势有些改变了，暑假期中多数同学已经离开学校，捉去的只是北大一所学
校的师生，是否能为了这件事发动一个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大有疑问。在一次北大学生干
事会会议上，我鼓励同学们：“我们应当坚决奋斗下去，一定会得到全国的支援。”我旋即被
推举为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并由学生联合会的评议会推举我为学生联会的主席，于
是我就首当其冲的展开了与北京政府的另一次奋斗。
在暑期中，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同学会的情景显得不如“五四”到“六三”这一期间
的那样热烈。各校同学离京渡假的约占全体同学的三分之二，学生会的一部分重要人物到上
海等地去了，一部分重要职员被捕了，还有一些从前较活动的同学，因避免被捕，不再露面
或暂不返京。因此学生联合会经常工作的人员大为减少，并且换了一些生手，这样我的职责
更加繁重了。我忙得至少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去，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
会，吃饭也在办公室里，日以继夜，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会议、指导内
部工作、对外联络通讯、营救被捕同学、沟通各校同学意见等等，我都做得十分积极，学生
会的阵容因此又坚强起来了。这对我个人言，也可说是实习了一课领导工作。
为了抵抗当局的压迫，各校校长，教职员和学生联合采取同一步骤。国立八个专科以上
的学校校长组织了一个校长会议，以医专校长汤尔和为代表。各专科学校教职员也组织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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