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新文化运动。
恽代英、萧楚女于二九二○年底到重庆去教书，不久就在重庆联络杨暗公等组织重庆社
会主义青年团，团结了重庆方面的三十几个青年。在这以前，吴玉章在成都已另行组织了一
个“青年共产党”。吴玉章是老同盟会会员，曾流亡到法国，约于一九二○年回到成都高等
师范任教。他在法国受了共产运动的影响，并未与陈独秀等联系便单独干了起来。他以“青
年共产党”的名义，团结了成都等地几十个左倾青年。
四川有了这两个同一性质的团体，便难免发生一些纠纷，主要是他们的联络对象和活动
范围相同，都自视为正统，互相竞争。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看来，他们的组织是全国性的，“青
年共产党”则不过是成都方面少数人所标新立异的组织；可是，在“青年共产党”看来，社
会主义青年团不过是共产主义的低级组织而已。
到一九二二年，这两个团体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实行合并。吴玉章、杨暗公等参加中
国共产党为党员，其余多数也都参加了统一后的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后来这两个团
体的人物都能不分界限的合作，没有留下甚么芥蒂。
广州的共产小组的成立比较略迟，它在陈独秀先生于一九二○年十二月间，到达之后才
组织起来。广州这个华南重镇，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但南方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期中为桂系军阀所盘踞，一般人民既具有反北京政府的传统，又苦于南方政府的横征暴敛，
处于进退失据的苦闷状态之中。孙中山派的革命人物已大半被排挤出来，革命空气变得十分
稀薄。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虽发生较早，却是脱离现实政治的。因此广州名为革命中
心，但共产主义的活动反而比较落后。五四运动的影响，并没有广泛地波及到偏处南方的广
东，当时在各省风起云涌的各种左倾小团体和地方性刊物，在广州十分少见。我们无法找出
适当的人选来发起那里的共产小组，曾引以为憾。
一九二○年十月底，陈炯明所率领的军队打回广州，那里的政治气氛才为之一变。陈炯
明的军队是孙中山先生在当时硕果仅存的实力，两年前被桂系军阀排出广东，驻防在福建南
部。在这支军队困处闽南约两年的期间内，国民党人物奔走于沪闽之间，多方作打回广东的
策划。
一九二○年八月间，陈炯明开始向广州进军，十月二十八日占领广州。私囊已饱的桂系
军阀陈炳焜、莫荣新等部队望风披靡，大多被撵回广西去了。由于这一军事胜利，孙中山先
生于十一月间回到广州，从事于军政府的重建。陈炯明被任为广东省长并兼任军政府的内政
部长、陆军部长和粤军总司令等职。他握有实权并成为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第二号人物，便
邀请陈独秀先生去担任广东省政府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陈独秀先生接到这一邀请后，征求各地共产小组的意见。李大钊先生和我去信表示赞成。
我们认为他去领导广东的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
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我们并指出不应受共产党人
暂不做官这个约定的约束，何况办教育也不能说是做官，而对于共产思想的传播则特别有利。
陈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于十二月间将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由李汉俊、李达等人分担，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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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身到广州去了。他并未邀约其他同志同去，以免耽误各地工作的发展。
陈独秀先生到广州后，受到一般青年的欢迎。陈炯明对他十分推崇，以表示他能与新人
物合作的气度。当时任教育会会长的汪精卫也与陈先生合作得很好。陈先生在广州的多次演
说和发表的文章都富于吸引力，为广州知识界愉入了一些新的血液。
大约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陈先生邀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
白等人，共同组成广东小组，出版《劳动声》周刊，利用教育机构在学生中从事共产主义的
宣传，并开始注意农村中的活动。也许由于广东过去的革命运动．多半从乡村发动，因而广
州的共产党人能最先注意到农民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成立起来了，最初参加为团员
的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后来都参加了农民运动的工作。
广东共产小组也和北京小组一样，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了一个短时间，不久因意见不合、
几个参加共产小组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退出去了。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反国民党的倾向，在
他们看来，陈独秀等人是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因此常表不满。他们较之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坚
持自由联合和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点外，还多了一项反国民党意识，因此，分裂终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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