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够了。他这种修正意见同样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多数代表支持原有
的草案，批评他那种自由联合的想法。
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包括下列各要点：第一，凡加入共产党者须信仰共产主义，遵守决议，
并参加实际工作，经由两个党员介绍和地方委员会的批准，方得成为党员；第二，中国共产
党中央设在上海，其他各省设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之下按工厂学校街区分设支部，第三，
各级组织均采委员制，至少有一人任书记，一人任组织，一人任宣传；第四，一切决定须经
由党员的民主讨论，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第五，党员应该服从纪律，保守秘密；
第六，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如有两个地方组织表示不信任中央时，中央应召集全国
临时代表大会，从事解决等等。至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大会认为中共应是共产国
际的一个支部，但不列入党章。
上述这两项议程的讨论经过都很热烈，表现了代表们的认真精神，但并没有意气之争。
多数代表批评李仅俊的意见虽很严峻，但没有人指他为改良派或机会主义等等。初期的共产
主义者彼此重视友谊，不愿意随便给意见不同者戴上一顶政治的“帽子”。李汉俊在讨论中
虽也坚持他的意见，但从不与人争吵，当他的主张被否决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
定。
但这种意见分歧也曾使大会蒙上了一些阴拔。我是批评李汉俊的意见的一个主要发言
人，也是这些议案的提出者；因此，有些代表认为这是我与李汉俊之争。代表们多认为陈独
秀、李大钊等重要党员是支持我的意见的，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李汉俊的意见虽然很少人附
和，但他究是一个重要的发起人。中共在成立之初就表现了不同的意见，总令人难免有美中
不足之感。
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未列席过大会，但获知大会进行的情形。他们对大会的争论点甚感
兴趣，表示支持多数的主张，并引以为慰。可是李汉俊、李达等对马林印象不佳，不愿意让
他干预大会的事；即与他保持接触的我，也只将他当作一个顾问，并没有遇事向他清教。这
些情形似乎使他感觉受到冷遇，在大会讨论党章时，他以不耐的心情向我要求准他出席大会，
发表演说。
马林的要求为大会所接受。我们决定在讨论党章结束时，即清他出席演说。为便于马林
与尼科罗夫斯基出席起见，大会并改在李汉俊家里举行。大约是七月八日晚七时，当我们围
坐在李家楼上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
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家”，就转一身走了。我们都警觉到这人可能是法
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并将此事翻译给马林和尼科罗夫
斯基听。马林十分机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
人分途离开。”说完后，就同尼科罗夫斯基首先走了。各代表也就随之分途散去。当我最后
离开时，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陈公博也愿留在那里与他作伴。
果然，十分钟以后，一个法国巡捕带着一批警探围住了李家。他们追问李汉俊开的是甚
么会议？开会的人那里去了？那两个外国人是甚么人？这些问题都波李汉俊镇静地应付过
去了。在场的陈公博反而受惊不小。警探们大肆搜查，没有发现甚么可入人罪的证据，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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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意而去。当时我们保密观念很薄弱，可能当大会在博文女校进行时就已为警探所注意，那次
改在李家举行也未逃掉他们的耳目，而且他们很可能有一网打尽之计，故选择马林与尼科罗
夫斯基参加时下手。
由于警探的骚扰，马林向大会演说的事并未实现。他在李家匆忙中所说的“我建议会议
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这句话，就成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说过的
唯一的一句话；他对大会的全部议题从未提出过具体建议，这固然由于那时彼此关系不算密
切，最主要还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一般情形，也不知道我们能做出一些甚么事出来。这次大
会并未正式决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事，马林也未提到这一点；因而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
其一个支部，还是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正式决定的。
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俟找
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夏会。我不便立即与仍在被监视中的李汉俊接触，乃于第二天清早到
公共租界大东旅馆去看陈公博，问明他在李家所目击的情形，并告诉他博文女校距李家很近，
大概同在警探注意之中，须另觅开会地址。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他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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