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到这排监房的时候，陈先生必起立张望一番，看看是否同志。他知道我那晚要到他家里去
的，所以尤为记挂，他不只一次的说：“国焘身上总带着一些文件，他又热情气盛，易于和
警探吵闹，如果他也被捕，那情形就更糟了。”这样念念不忘的直到深夜，后来看见没有另
外的同志被捕，他才似乎稍微放心点。
陈先生还像念遗嘱似的指出：“看来，国焘等似乎未被捕。他虽有些地方顾虑不周，但
他是忠心耿耿，正直无私的。他有主张有办法，说得到做得到，这是很难得的。这次他的主
张大致都是对的；他与我之间毫无芥蒂，只因相处甚密，说话不拘形迹，现在统治者们既这
样无情的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并要求他们
出去之后，应和我和谐地分工合作，共策进行。如果大家都赞成的话，可以由我代理书记的
职务，那末，他纵然在监狱里住上几年，也就安心了。当时他们听了陈先生这段话，极为感
动，纷纷表示他们一向很敬爱我，愿意推我领头，要陈先生放心，并表示将比以前干得还要
起劲。
幸好这次法捕房还算是马虎，而章程名单之类的东西又没有搜着，所搜去的信件等并不
足以构成罪证、而且又都是与法租界无关的；所以捕房认为证据不足，不加深究，经一度讯
问后，就把他们开释了。这是法租界捕房继续搜查李汉俊家之后，对我们的第二次威胁。
包惠僧说的这些话，使我感动，并受到很大的鼓励。包是自出席大会以来羁留在上海的
湖北代表，向我说，董必武、陈潭秋于大会闭幕后就回到武汉去了，他也应当赶紧回去一同
进行工作，并将这里的好消息告诉湖北的同志们。我也曾鼓励他一番。
陈先生出狱后第二天，便首次以书记的身分召集中央会议。周佛海受了这次被捕的刺激，
也许杨小姐对他也不无影响，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不久就去了日本，从此不
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了。陈先生在这次会议上却表现得特别积极，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会
议的规范。他提议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即以我的草案为讨论基础，迅速予以决定。关于宣传
计划他提议《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并将《新青年》复刊。共他如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等
都由他与有关负责人先行商谈，再提会议讨论。
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募体问题，仍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草案。这个计划正式通过后，
因这一问题所引起的争执也告解决，而且大体都是接纳我的原提议；惟一修正之点是工作人
员的待遇不再称薪给或工资，统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由原规定的每月二十元至三十五元减
低到以二十五元为最高额。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党员生活费问题，还做了一篇大文章。我们认为原则上共产党人应
无报酬的为党工作，现在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原
草案所提出的以三十五元为最高额，显系当时低级生活水准的需要；但我们仍主张减低到二
十五元以下，等于一个穷苦工人的收益。大家认为我们应尽量发挥刻苦的精神，关于生活费
一点，应超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巴黎公社以来，薪给数额任何最低规定的前例。这种生
活费数额较之当时党员在社会上所任职业的收入，自然低得很多，大致约为一与十之比。我
们并不以为这是有意在生活上开倒车，我们主张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应该同工同酬，没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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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族的区别，现在这样规定，也不是暗示中国人自安于苦力的地位。我们的用意是要一般党员
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而且个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起来。我们
不依职位的高低，只按个人生活的需要，来定生活费的多寡。这在一般领取这种最低生活的
同志方面来说，应引以为荣，因为这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宝贵的精神的表现。在党的方面说
来，不论党员领取生活费与否，还应注意一般同志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损伤或被捕等
事件发生，党应予以积极的照顾等等。
这篇大文章在国际共产运动史上，似是少见的；在中国政党史上更是创举；这可说是由
于我们发生争论而得到的意外收获。这也是陈独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贡献，而为我和李达所共
同致力过的。我们这个决定及其附带条件的解释，曾以中央的通告—书面的和口头的—传达
给全党同志并获得一致的赞成，从此再没有发生过“为甚么要有生活费”以及“为甚么有人
领取有人不能领取”等等问题了。一般同志也再没有甚么“雇佣革命”的说法。后来我们虽
常遇到“卢布党”的讥讽，但事实如此，同志们只觉得可笑罢了。而且从此中央处理经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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