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一条大街上一所并不很大的房屋中办公。由施玛斯基兼任主任，那时施玛斯基等于是西
伯利亚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是俄共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苏俄政府西伯利亚区的
全权代表，又是西伯利亚军区的主席。他本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铁路工人，一九○五年以前的
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二二年曾出任苏俄驻伊朗的大使。他在伊尔库次克局任内的主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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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便是我于一九二一年春在北平会见过的那位威金斯基。远东局下分中国部、蒙古部、日本部
及朝鲜部等。中国部的主任是麻马伊夫，他懂得一点中国话，后来曾到中国担任加仑将军所
主持的军事顾问团顾问。除各部外，另设有一个情报局。情报局工作最忙，有几十个人经常
工作；其他各部的事务则比较清闲，只有寥寥二三个人办公而已。施玛斯基不仅主持西伯利
亚全局，即远东共和国及外蒙古政府也都由他指导。他因为职务太多，忙不过来；所以远东
局的日常工作，事实上便是由威金斯基负责。但远东局的实际工作当时并没有开展，只是搜
集远东各地的各种资料，开始做着研究工作。
我们这些代表住在远东局事前准备好的一幢两层楼的招待所中。这住所外表虽不很讲
究，但内部的设备尚称齐全，房间中除床、桌、柜、椅等外，并有壁炉可以在早晚生火两次
取暖。此外尚有特设的饭厅，午餐除黑面包外有一汤一菜，晚餐减少一汤，总算可以吃饱，
较之一般俄国人民的饥饿生活，真有天壤之别。我们的房间经常由几位女工来收拾打扫，有
一个替我们在璧炉中生火的老人是帝俄时代的贵族。他温雅的举止和生火时的不熟练动作，
看来可怜亦复可笑。他在生火时常向我们讨烟头吸，如果那位代表给他几枝香烟或一块面包，
他便千恩万谢的说个不停。
威金斯基和我早经熟识，这次和我见面后，很关心的问起沿途的一切情形。
招待所中有四位日本代表，其中一位是学生，三位是工人，用的都是假名。朝鲜代表大
约十人，由设在上海的朝鲜临时政府内阁总理金奎植和外交部长吕运亨两人率领。爪哇代表
一人，这位青年名西孟（Semaun），是印尼共产党书记，由马林在上海向荷属东印度物色而
来。菲律滨、安南、暹罗、马来亚等地并无代表。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有三十几位。
中国代表团中包括了许多出色人物。张秋白是安徽一位后起之秀的国民党员，这次由孙
中山先生以国民党代表名义派来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黄凌霜是名作家，是一度参加共
产党北京小组的五位无政府主义者之一。矮小身材的王丽魂女士是广东一个妇女爱国团体的
代表，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东省各团体的代表是前山东省省议会议长王乐平，他曾在
上海各界联合会和我共同工作过，后来成了著名的国民党员。铁路工人代表以邓培为首，他
是唐山老资格的广东籍机器工人，后来加入中共为党员。湖南劳工会的代表是王光辉。以后
成为黄埔要人的贺衷寒，这次以武汉新闻记者的资格参加。我是中共的唯一代表。其余则是
各地学生联合会与自由职业者的代表等。
我们这些代表本着各人所代表的团体与个人的主张自由活动。但为了料理代表们的共同
事务，大家决议组织成为一个代表团。我被推举为代表团主席。
当时最引人注意而也是大家经常谈论的问题，便是俄国的粮荒。俄国粮食的配给制度，
是每一士兵每天配给两磅黑面包；工厂与铁路工人每天一磅半；机关工作人员每天一磅；共
产党员每天四分之三磅。黑面包的质地坏得很，通常所含的面粉不过五六成，有时低到两成。
有家眷的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半月可领取麦子十五磅，马铃薯十五磅，有时有少许糖和茶叶；
可是那些麦子和马铃薯多数都有点腐烂。在这种情形下，人人都在叫饿。机关工作人员早上
起来只能喝些开水去办公，在办公室中实在饿得无法支持时，才从那一磅面包中抽出一片来
充饥。其余的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作午餐，一部分作晚餐。在饥饿压迫下，每个俄国人似
乎已没有了别的念头，终日所想的只是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面包。他们托人情、玩手段，惟
一的希望，是配粮人员能配给他们一些没有腐烂的麦子和马铃薯；或者黑面包，不要有泥草
臭味而所含的面粉成分高些。可是，这种希望经常很难实现，即使能实现，也只能得到一个
半饱。除非有钱，可以用高价在黑市中买些面包；但要赚钱又谈何容易？例如远东局中国部
主任麻马伊夫，因为他能说些中国话，我便常到他家去谈天。他夫妇为人都很和气，但从不
以食物招待客人，因为他们所得到的粮食也是不够吃。他的太太除了白天工作外，，晚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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