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经由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
产主义等等。李汉俊等人虽不完全同意这个草案，但认为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马林看了这
个文件（由张太雷译成英文），却提出了较严格的批评，表示这个草案在理论的原则上写得
不错，主要缺点是没有明确地规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纲。他指出这个文件表示中共将支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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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主的民族的革命，以期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能在中国迅速建立起来，这是对的；但惜乎没有说
明如何实现的具体步骤。我当时觉得他的这种批评很有价值，曾请就他所提出的各点拟具一
些具体的意见，供大会讨论参考。但他并未这样做，也许他那时也没有确定的主张。
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当时还未到达我们手里，只有少数代表从
马林口中和西欧共产主义出版物中知道一些简略的内容。我们又找不到各国共产党的党纲党
章等做参考。因此，一般说来，大会的工作多半是由我们自己在摸索进行。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
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订的四项议事日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
两次会议，并即开始第一项议程的讨论。我向大会说明关于草拟党纲政纲草案的经过情形，
指出，负责起草和审查的同志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的草案可以向大会提出，作
为讨论的基础。但后来经过详细研讨，认为不够成熟，主要是没有确定一个显明的政纲；不
如由各代表先行就本问题自由发言，经过讨论后再行推人厘订宣言。于是我建议大会，由各
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并就议程的第一项发表意见。我的这个提议迅即为大会所接
纳。
我和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在会前曾就党纲和政纲作过几次商讨，各人的立场都显
得更清楚，自然也发现了歧见。李汉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俄国的十
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究应采取何种的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
俄、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
作最后的决定。他并具体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既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重研究和宣
传方面的工作，并应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可
以参加议会。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是刘仁静。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
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他反对西欧
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
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的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
的准备。
李汉俊的意见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除陈公博有时对他表示一些含混的同情外，所有代
表都给予他不同程度的批评。大多数代表主张中共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对于现
实政治问题，有的主张中共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有的表示中共应站在共产主义的立
场上，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予以支持。
这样，经过几天的讨论，后来由我归纳到会者的意见，提出几点结论，内容大致是：一，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原则；二，目前应着重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际的工人运动，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与影响，为实行共产革命之准备；
三，中国共产党不否定议会活动和其他的合法运动，但认为这些活动只是扩大工人阶级势力
的手段；四，中国共产党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可以赞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但仍以实现共产
革命为主，并不能将共产党的社会革命与国民党的革命混为一谈。这四点结论为大会正式通
过，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党纲和政纲的要点。
当时讨论这项议程，牵涉的问题是很广泛的。在一般代表的心目中，似都认为中国应有
两次革命；一次是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另一次是社会革命。对于国民党能否担负上述第一
次革命的责任，大家颇有疑问，但也认为中国如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工人阶级将
可得到较多的自由。不过共产党人并不以民主共和国为满足，还应继续社会革命，以期实现
苏维埃式的政权。至于国共合作从事国民革命，再由国民革命进展到社会革命等等的想法，
那时是完全没有的。其他如土地国有、农民问题、八小时工作制、反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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