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了或轻或重的伤。我曾背着一节大木送往码头，经过冰凝的圆木桥时一下
滑倒，木材打在身上，擦伤了几处。俄国人看出了我们硬着头皮不肯示弱的神情，以后几次
便不要我们搬运木材，将我们分批派到车站附近去担任扫除积雪的轻松工作。我们住久了、
生活过得很腻。听说这里要举行苏维埃大会，大家赶着去参观。在一个大剧院里，到了八百
多个苏维埃代表，女代表也很多。这些代表多是四乡来的，穿得破破烂烂；大会主席似乎是
个农村工人，一样穿得很破烂。我们到达时，主席正在演说。我问陪我们同去的威金斯基：
“他演说得很不错，是不是一位工人？”他说：“是的，这位工人在不久前还不大识字哩！”
我说：“何以进步得这样快呢？”他说：“当然要有人指导。这位工人便是施玛斯基所指导的。
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受施玛斯基的指导。”从他这句话中，我对于当时的情形得到更深一层
的了解。当时苏俄的各项工作，确是由许多工人农人在出头负责。不过，这些工人农人的背
后，都是由共产党员在一一指导着的。在伊尔库次克将近两个月，大会的会期仍未确定。我
们不懂俄国话，和俄国人往来很少。平时除了准备向大会提供一篇报告外，便无所事事。我
准备的一篇报告写得很长，内容着重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现状的分析。我从井田制度写
起，自周秦历朝以至现代，写了一百多页还未写完。那里既无参考资料，又无人将它翻成俄
文，明知写好以后，也等于白费心力；可是每天伏案工作却藉此消磨了这段枯寂的时间。其
他代表的报告写得短，无聊时间自然更多了，只好到处去跑，或找俄国人混混，或与当地的
华侨漫谈。
伊尔库次克的华侨散居各处，有少数在机关中当公务员，也有参加军队的，多数则在当
地做生意、做工或开洗衣铺。他们多数不满意苏俄政府。
华侨对苏俄政府的不满，主要还是在经济问题上。俄国经过四年欧战、三年内战，苏俄
政府在内战中采取军事共产主义来支持战争，组织贫农团，派遣军队到农村中去，类似打劫
式的将粮食完全没收。这样的作法当然弄得天怒人怨，民穷财尽。等到内战完了，在一九二
一年三月克伦斯坦暴动之后，苏俄当局深感事态严重，因此在同年三月举行的第十次党代表
大会上，宣布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反映到伊尔库次克时，一般人民都表示极不信
任。新经济政策虽然准许商人做买卖，但商店仍旧家家关门，连理发店也没有恢复。农民虽
在农业税宣布值百抽二十的政策后，还是不肯多种粮食。他们对于政府的纸币尤其不信任。
人民之间几乎多是物物交易。代表们中有人曾问华侨：“俄国人为甚么对政府这样的不信任
呢？”所得到的答覆大致是：“这种政府，如何能信任呢？”过去已经将人民的财产没收了，
粮食抢去了，将来还不是一样的要没收，要抢去吗？政府发行了这样多的纸币，一天天跌价，
还不是欺骗老百姓么？这个政府，除了会杀人外，还能做些甚么呢？“至于说到苏俄政府中
的人员许多贪污腐败的情形，那还是次要的事。
对于苏俄怀着满腔热忱的代表们，经过这两个月的体验之后，心中所发生的问题更加复
杂了。大体说来，第一个问题是：苏俄将往何处去呢？这样落后的俄国，特别是这样荒凉的
西伯利亚，如何能建设社会主义呢？第二个问题是：新经济政策将领导俄国的经济向那一个
方向发展呢？第三个问题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与中国土匪的打家劫舍有甚么分别呢？第
四个问题是：中国与俄国的国情相差这样远，是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做中国革命的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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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呢？这些问题，一时无法找出答案，也是我所无法解释的。这些事的确使代表们的心里受了
很大的影响。后来有人归过于我，说我不善于向别人解释，其实连我自己也是在迷惘之中。
第三章 莫斯科与列宁格勒
一九二一年底，伊尔库次克远东局得到莫斯科方面的电报，指示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改在
莫斯科举行。代表们得到这项消息，能离开这个住腻了的城市而到赤色首都去观光，当然非
常高兴。一九二二年初，一辆专车载送我们西行，虽然仍是普通的旧车厢，可是后面挂了一
节施玛斯基专用的花车，使这一列车增光不少。而车中又初次出现了蒙古代表团，他们中有
穿着大红袍子的革命王公喇嘛，也有穿着花花绿绿蒙族传统服装的女子。这些人从游牧地带
走入新时代，一切生活都要由俄国人指导，与我们这些人言语不通，格格不入。这一列驰骋
在西伯利亚荒原上的专车，真是五光十色，仿佛一个东方民族的陈列馆。沿途所见到一切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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