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大会的名誉主席，但没有在会场上露过面，我也与他无一面之缘。在开会间，他曾与日本
代表有过接触，据说还向日本代表手舞足蹈地大发议论。据一位共产国际的要人说，斯大林
是一位满腹经纶的神秘人物，素不参加国际活动，这次与日本代表畅谈，表示他心目中的远
东问题的决定性关键是在日本。在莫斯科，各种各样的会议是永远开不完的。这些会议所花
的时间也冗长得可怕，尤其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主席洛卓夫斯基爱长篇演说，动辄三四小时之
久。少年团总书记席勒虽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摆起要人的架子，动不动就发表冗长的
演说。这些长篇演说，除表现苏俄要人们那股宣传鼓动的劲头外，似不易有其他的收获。和
我接触较多的沙发洛夫则是个学者型的人物。据威金斯基说，他是俄共党内出色的东方问题
专家，曾担任中亚细亚区党政全权代表，其地位恰如在西伯利亚的施玛斯基。但他没有施玛
斯基那种官僚气味，很像一个性情古板的教师。他虽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但与我们这
些懂马克思主义不多的东方代表交谈起来，总表现出一些不耐烦的神情，有时还要出言讥讽。
那些苏俄要人们看来都是些三山五岳人马，他们多数服装不整，蓬头散发，甚至年轻的
人也蓄着很长的胡须，他们不仅生活没有规律，对各项工作也缺乏起码的修养。但他们多数
为革命胜利而骄傲，充满了一种自信，以为革命既然胜利了，就不难克服革命后的一切困难。
也许这个新兴的政权就是靠这种富有活力的革命精神支持着，能够不顾一切的与饥荒及其他
数不清的困难进行奋斗。二月下句，我为避免人们的注意，以一个普通旅客的身份购买了一
张三等票，搭上直开赤塔的火车。我也和其他旅客一样，在莫斯科领得了九磅质料很坏的黑
面包和一些白搪与茶叶，作为我九天旅程的食粮。这份食粮使我每天都在饥饿中，使我因此
患了肠胃病。同时老在耽心万一火车不能在九天之内到达赤塔，将不免有“在陈绝粮”之厄
了。幸好，这时铁路交通状况已有改进，火车竟如期到达了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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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在赤塔，我住在一所驻着一小队红军的屋子里，等候乘车赴满洲里的适当机会。在这段
时间里，我和这些红军士兵们共同生活。这时在赤塔分配粮食的办法比其他的地方有些不同，
每个士兵每天也只分得一磅面包（而不是两磅），不过每天可以吃到一次菜汤，每十天还可
以一尝肉味，这种生活已经比一般人民好得多。几天后，我便乘车去满洲里，毫无阻碍的通
过了中俄边境，转车回到上海，结束了我这四个月的访俄旅行。
第四章 我对这次大会的观感
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只是一个宣传性质的会议，它有失败的一面，也有成功的一面。
上面说过，中国代表目击俄国革命后的各种混乱状况，曾表示各种不同程度的不满。代
表们原都是向往于俄国革命的，未到俄国以前，对俄国革命都有一种美妙的幻想，而实际观
察之后，就都觉得事实远不如理想了。而且这些疑问都是俄国人所不能解释的，除了说他们
的革命是胜利了以外，也确实不能有其他的夸耀。
尤其是代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对俄国实况最感不满，他们很注意无政府主
义者在俄国革命中所受到的压迫情形。那时莫斯科虽然仍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物，但当局
仍对无政府主义者拘禁、杀害，打击不遗余力。如一九二一年二月间，克鲁泡特金去世的时
候，列宁曾批准暂时释放在狱的无政府主义者去参加殡礼，但事后仍须入狱，这件事可为明
证。
俄国的新贵们虽对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寄予颇大的希望，却又把张秋白当作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资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俄国的“老布”们看来，是一切罪恶的代名词。
代表中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在俄国“老布”们看来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言外颇有不信任的
意思。即以我来说，虽是中共的一个创始人，可是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
身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者，至多只能算是半个共产主义者。在俄国的“老布”中，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虽然也不少，但自命经过十月革命的洗礼，已经无产阶级化了。而“无
产阶级”这个名称和一般所谓“阶级”观念是相当神秘的。由这种神秘观念的演化便产生了
俄国共产党人的自傲，也形成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许多隔阂。
我们这些中国代表基本上多是赞成武装革命的，也佩服俄共组织的健全和革命后的若干
措施，但总觉得俄国革命有类于法国革命，过于依赖暴力，与中国的革命传统有些不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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