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所领导的广州政府相较，也不过是鲁卫之政，但他对国共合作反帝国主义一点，也作
了适当的介绍，使孙先生和他的信徒们更加注意国共合作的问题。
其他代表们回国以后，对反帝国主义这一点意见是一致的。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
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后来经过中共的宣
传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
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甚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
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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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第五篇 国共合作的开端
第一章 中共开始了实际政治活动
一九二二年三月间，我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自然须向中共中央的同志们报告此行经过，
又和陈独秀先生作了多次长谈。
陈独秀先生对政治十分敏感，认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和苏俄是不可分割的，须相依为
命，互为声援，共图发展。世界革命不能有呆板的公式和划一的计划，只有以反帝为共同目
标；目前中国革命不是甚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环顾全国，
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外，并无别的可观的革命势力。所以列宁强调国共合作，他深
表同意。不过他总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
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等。
马林在我到达上海之前约两个星期，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据陈独秀先生说，马林由
他的老友张继的介绍，偕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底①到达桂林与孙中山先生会谈，会后马林颇
感满意。他由桂林回到广州，适值香港海员罢工，他目击国民党支持罢工工人和一般工人拥
护国民党等情况，更对国民党具有好感。因此，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可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
国共两党也可以密切合作。他这次赶着回莫斯科去，似为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办法。与国民
党人士交往多年的陈独秀先生却觉得马林的看法过于乐观，讥讽他对东方与中国所知不多。
那时中共中央和它的党员们都没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想法，我在莫斯科时没
有听见过这种议论，马林离上海前也没有向陈先生提出过这种主张。当时我们所着重讨论的
是中国民主革命势力和各派社会主义者能否及如何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我们准备推举德高
望重的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派，居于这一联合战线的首席地位，使合作能够
有效而持久。我们估计马林在莫斯科所商谈的也无非如此，不会有甚么重大的变动，因此决
定不必等马林回来，就采取具体步骤开始进行。
我们首先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我们认为此时举行这个会正合
时宜，而且愈义重大。一九二二年初，全国各工会对香港海员罢工曾一致声援，因而使南北
各地工人间关系密切，彼此休戚相关之谊正在逐渐增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因曾号召各地
工会支援这一罢工，也提高了其本身的领导地位。国共两党先行在工会运动中合作，以为初
步尝试，似乎较易办到，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建立各革命党派的民主联合战线，中
共必须首先获得代表工人发言的资格。
其次，我们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应同时在广州举行。青年团是中
共的另一支柱，团员人数也多于中共党员，但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中央领导机构。我们觉得
确立青年团的纲领，形成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以统一团员的意志与活动，此事刻不容缓，须
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完成。
复次，我们预定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于上述两个大会举行之后，即继续举行，以
确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治任务。至于会议地点，如在上海，显然要预防租界当局的干扰；如
改在广州举行，自然是很安全，不过当时广州的政情很复杂，孙（中山）陈（炯明）磨擦之
说已甚嚣尘上，如果国民党内部真发生冲突，我们在广州举行大会就会有些不便。因此，中
共中央决定由陈独秀先生和我在广州指导劳动和青年团两个大会的进行，并考察广州的政治
情况，研究国共合作的可能发展，再行决定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否便于在广州举行。
上述中共中央这些计划，是它准备大踏步前进的措施，其目的是要将中共的全体党员和
它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和青年群众，在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政纲上展开活动。这在成立不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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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共说来，确是一项大胆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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