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斗争为标榜。在实际斗争中，曾一度与中共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华
盛顿会议举行时，它发动过一次劳动群众示威大游行，提出“反对华盛顿会议”，“反对国际
资本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军阀及其走狗”等口号。这种举动显然与中共的活动相配合，也
与该会派王光辉为代表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一事互相关连。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长沙华
实纱厂工人为要求加薪而罢工，也是由它所领导的。湖南省长赵恒惕用武力将湖南劳工会解
散，并捕杀其领袖黄爱、庞人铨。这件事曾引起全国劳工界巨大抗议，多少改变了湖南劳工
会那种独行其是的旧有观念。
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自从我在长辛店开始工作以后，到一九二二年五一
前，已有二十六个主要车站建立了俱乐部、工人学校和分工会等初步组织；除东三省外，工
人组织遍及各路。京汉路、京绥路、泷海路和粤汉路的武长段等都曾发生多次局部性的罢工。
这些铁路工会的组织及其斗争方式都是较近代化的。
中共在上海这个重要工业城市竭力扩大它的职工运动的阵地。它一反过去的那些“招牌
工会”之所为，直接深入到各工厂里面去展开活动，而且在一些纱厂、机器厂、印刷厂、烟
草厂等工人中建立了工会的组织。它领导过较大规模的纱厂罢工，和长江流域的轮船工人罢
工等。它在武汉等城市和开滦、安源等重要矿区，展开在工人中的活动，开始形成各业工会
的组织。即在广州和香港工人中，由于它的积极支援香港海员罢工，它的声望也在急剧的增
加。在这种全国职工运动趋于团结的形势中，国民党的势力不仅偏处广州一隅；而且它也未
适时采取积极的领导步骤。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那种不注重组织，孤立的领导工人
从事经济斗争的做法，在这一运动浪潮高涨的时候，特别显得不合时宜。中共和它领导的劳
动组合书记部却能把握住这一客观形势，实际组织这一次的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由此，中共
确立了它在工人群众的领导地位，这对于中共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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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举行，主要是为建立一个全国工会的统一组织。这不仅要有国共
两党的合作才能办到，同时工会组织的本身也有甚多实际问题急待解决。陈独秀先生和我乃
于四月底赶到了广州，从事有关这方面的活动。
我们到达广州后，首先召集了一次中共广州支部的会议。陈独秀先生在这次会议上报告
了劳动和青年两大会的重要意义和国共关系问题。原系老同盟会会员，一九二一年为陈独秀
先生所邀请而参加中共的林伯渠②，发言支持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北伐
主张都是值得钦佩的。国共合作应以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为中心。其他同志如谭平山、陈公博、
谭植棠等多数人的发言则对孙中山先生颇有批评，他们大致支持陈炯明；认为孙、陈不和是
由于陈受到孙先生左右的排挤。他们赞扬陈炯明同情社会主义，曾以省政府名义竭力支持香
港海员罢工等等。
由于上述这些同志对国民党的看法不尽相同，这次会议在国共合作一点上并未达到确切
的结论。以前陈独秀先生在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时，与陈炯明相处无间，此次自不免左右为
难；所以他在做结论的时候，主张中共应与国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国民党内部既有斗争，
我们现在应先观察清楚，再作决定。他指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应避免卷入国民党内部的斗
争，力求各地工会不分党派，团结合作，使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这次会议就接纳
了他的这种提议，因而对国共两党合作这一点，并未与国民党方面恳切商谈。
当时孙、陈冲突已经过长期酝酿，到达了紧张的阶段。一九二○年十一月，孙先生由上
海回到广州，翌年四月，广州的非常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并于五月五日就职，正式成立另
一中华民国政府。六月间平定了广西，形成西南对杭北京政府的局面。当时云南、贵州、四
川、湖南等省的军事领袖虽宣布不服从北京政府，却标傍联省自治，并不与孙先生的北伐主
张相一致。在这个时候，孙、陈间的意见分歧也就显露出来了。孙先生主张以广东作革命根
据地，实行北伐。陈炯明则企图盘踞广州以自保。后来，陈炯明并进而主张联省自治、分省
建设，显然更与孙的主张背道而驰了。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市工人群众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以后，按期于是日
下午揭幕。到会的代表共一百六十二人，代表一百一十几个工会。这工会的会员总数约计二
十万人。代表以来自广东、香港两地的占多数；其中比较出色的人物有：广东机器总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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