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一个矿工因公死亡，厂方却只抚恤二十元；而工人伤亡事故又是很多的。因此，在这个
矿区工会还没有组织完成和缺乏准备的条件下，就发生了罢工。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开滦煤矿的工人发动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二十五日当工
人向矿局示威的时候，遭受由英国兵舰调来的印度兵和直隶警察厅长由天津调来的警察保安
队的镇压，中外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工人数人，伤约五十人。矿工工会以及唐山铁路、纱
厂、洋灰等工会均遭封闭。工人被禁止集会，罢工领袖被迫逃亡或被捕，甚至唐山工学院因
学生同情罢工也遭到停课的处分。罢工支持到十一月十六日，由于工会无力抵抗这些压迫，
同时厂方也表示了轻微的让步④，遂告结束。
这场罢工震动了新迁到北京的中共中央。我们郑重检讨北方工运发展的前途。我和蔡和
森认为这是北方军阀（包括吴佩孚在内），镇压工人的第一声。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政治内
幕消息，认为这是英国方面的压力，以及直系中的津保系受着外力的播弄在那里作祟；可以
当作一个特殊的例子看待，还不能判定吴佩孚会根本改变他那高唱的保护劳工的政策。劳动
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邓中夏等则多认为开滦罢工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工会组织不够健全，罢
工准备不够，和书记部领导不够得力，否则可能冲破压力取得胜利。结果我们决定：不管外
力和军阀用甚么严厉的手段对付罢工，我们只有领导工人，再接再厉的来争取组织和罢工的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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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当时，职工运动除在天津、唐山两地受到当局的干涉而外，其他的地方，依然可以自由
进行。吴佩孚并无干涉工会活动的任何表示。我们仍按原定计划，积极推进铁路总工会和各
地区的工团联合会的工作。各地工会之中以京汉铁路工会组织最为健全，这个工会的主持人
得到书记部的支持，定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京汉线全路工会的代表大会，正式
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中共中央是很重视这次会议的。我们计划着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以后，其他各铁路总
工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均须次第成立。中共中央认为我从事铁路工运最早，在铁路工人中早
有信誉，因而派我去指导这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同时，陈独秀先生已于一月间由莫斯科回到
了北京，我已解除了代理书记的职务，所以可以抽身前往郑州。
这次大会的举行，是筹备得较充分的；也有过一番大张旗鼓的宣传。工会方面曾在京津
沪汉等地各报刊登开会启事；并函知铁路当局和当地军警各机关。一月二十八日，吴佩孚曾
令郑州驻军司令靳云鹤禁止开会。工会获得消息后，即派代表五人前往洛阳，会晤吴佩孚。
商谈结果，吴表示总工会虽可成立，但郑州是军事区域，不能任意开会。因此，代表们均相
信举行一个总工会成立的仪式，大致是不会受到干涉的。我于二月一日的前夕，赶到了郑州。
那时京汉铁路十六个分工会，按人数比例所选出来约六十五个代表，和其他各铁路以及武汉
和各地工会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达一百三十余人，总共二百余人均先后到达了。由于到会代
表人数之多和代表单位广泛，使这次大会在性质上无异是北方各地工会共同举行的小型劳动
大会。其议程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讨论京汉铁路工会的事项。
二月一日，大会假郑州一间大戏院—普乐园—开幕，各代表均按时前往参加。郑州站的
铁路工人并列队游行，庆祝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当一部分代表进入会场的时候，郑州警察
局长黄殿宸率领一队武装警察占据大会主席台；同时会场外也有大批军替密布，禁止工人游
行，并包围会场和总工会会址。黄殿宸当众宜布奉命严禁开会。我和一些工会领袖们即走上
主席台与之理论。这位黄局长平日与一些工人领袖是有来往的，但那时他扳起一副充满杀气
的面孔，严厉执行他所奉到的禁令，毫无商量余地。工会代表又对黄局长说：吴佩孚曾面允
总工会可以成立，但不得举行全体大会，要求他让工人们举行一个简单的成立仪式，并不正
式举行全体大会，以求两全。他仍不许可，并用威胁的口吻宣称，限五分钟内解散，否则将
有流血事件发生。
我目击情势紧急，即向各工会领袖建议，为避免流血起见，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
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现在不必坚持。他们接纳了我的建议，向当时围集在会场里的众多的
代表大声解释暂时解散的主张，但会众们叫嚣不服，不肯解散。总工会秘书李震该是一个极
富热情的共产党青年，愤慨之下，起而高声喊叫：“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黄殿宸跑上
前去掩住李的嘴吧，阻止他再叫。会众大声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以示威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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