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 厂方接纳的条件是：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加百分之十；二、年底加给半个月工资；三、
工人在工作期内受伤不能工作者，由矿局负担医药费，并酌给津贴。
⑤ 这个命令以后由湖北工团联合会据以作成该会紧急通知，全文见《二七工仇》—载《近代史资料》
一九五五年第一期，第八十四页至第八十六页。
第二章 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三年三月底我回到上海以后，中共中央是在渡着“二七”罢工失败后一段悲惨的
日子。
中共中央机构更严密的蛰居在上海地下；陈独秀先生匿居的地址连我都不知道。我与他
第一次的会晤，是经由他的秘书安排时间和地点的。他告诉我：马林于两星期前赶回莫斯科
去了。他还说马林认为中国职工运动经过“二七”失败，一时不易恢复。他向我表示，我从
莫斯科带回来的关于职工运动的指示，与中共原有的决定都相符合，现在正须据此来解决“二
七”罢工的善后问题，至于国共合作问题，等马林回来后，那时正应举行全国第三次代表大
会，我们再行讨论不迟。
这时李大钊先生也因避免可能被捕的危险，由北京来到了上海。他匿居在他同乡孙洪伊
家里，我曾到孙家去拜访他，告诉他莫斯科之行的经过。我们谈完后，李先生邀我去和那位
我本来认识的孙洪伊一谈。这原不过是一趟应酬的访问，不料结果竟由此断绝了我们与直系
军阀的来往。因为那时孙洪伊和直系军阀之间，关系仍极密切。
我们和孙洪伊一阵寒暄之后，孙首先向我解释说：二月七日汉口的事情，实在出于误会。
这是因为有人向吴佩孚挑拨，指各地工会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有关；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
是在广州举行的。再则共产党公开宣扬联孙倒吴，加以交通系梁士治等又乘机离间。由于这
种种原因，吴佩孚才有这次压迫工会的举动，其实摧毁工会并非吴的本意。我一听之下，大
为愤怒，说道：“军阀凭枪杆子蛮不讲理的随便杀人，已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二七事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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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是事先毫无警告的阴谋袭击的屠杀行为。这种昭昭罪行，是不能以‘误会’二字来掩饰的……”
我这斩钉削铁的回答，使这次的晤谈迅即结束。
这样一来，李大钊先生觉得他住在孙家，易于引起人们对他与直系仍保持接触的误会，
因而不两天他就搬离了孙家，以示决绝。几天后，他旋又接到北京朋友们的来信，告以他在
北京不会有被捕的危险，他便悄然回到北大图书馆去了。
这年一月间，瞿秋白由莫斯科回国了。他由北京来到上海，是中共重要人物中唯一能公
开活动的人。他以记者身份回来，共产色彩尚未表露出来。他的肺病那时似乎停止了发展；
满腔热忱，很想一显身手。他爱好文学，住在闸北区，屋内布置得也很像一位作家的书屋；
出入于他那里的也多是一些青年作家。他与国民党的老作家于右任过往颇密。他们计议创办
上海大学，由于右任任校长，他任教务主任。不久这所大学终于成立了，成为一所有名的革
命青年训练所。当时，中共因职工运动遭受挫折，对瞿秋白的这种活动多方予以赞助，认为
这是别开生面的文化活动，而且能与国民党的名流们建立较广泛的关系。
失败的苦味是罄竹难书的。有些国民党人物讥讽我们，打击我们；他们讥笑我们对吴佩
孚存有幻想：指斥我们对吴佩孚政策的不当；因而使工人们身受其害。有些国民党的职工运
动工作者，更想乘机夺取中共在工人中的阵地。他们以上海为中心，展开反劳动组合书记部
的活动。一部分国民党人的这种活动，还得着湖南劳工会王光辉等人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响
应。他们大多不满意中共在职工运动中的气焰，因而组成一个反中共职工运动的联合战线。
他们标榜工会应为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不应与政党发生关系，尤其不应受中共的利用。
他们提出“穿长褂子的共产党人滚出工会去”的口号，并向工人宣传“二七罢工失败是中共
领导的错误”、“工人们应向中共要求赔偿损失”等等。
有些工人受了他们这种宣传的影响，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甚至有些素来同情中共，因
罢工而失业的工人领袖们对中共也表示怀疑。其中有些向我表示：我们因为你的领导而罢工，
现在失业了，要请你负责。还有少数人向我说：听说你去莫斯科为我们募集了大量救济我们
的卢布，为何不发给我们？幸好多数的工人领袖们还是信任我们的，因而这种挑拨并未造成
严重的纠纷。
这些事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共的内部。陈独秀先生就不只一次说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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