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党趋于分裂，也不愿伤损彼此友谊，因此，都有意寻求协调。我自己就为这种心情所支配
着，始则保持沉默，不继续参加争论；继则从事调解；终则出席了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
会，表示我并无根本反对国共合作的意向。
马林却不相同，他不顾一切的企图贯彻他的主张。他回到上海后，力图压制反对意见，
对我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他反对中共中央分派我任何工作，并声言如我继续反对第三次大会
既定的政策，即以纪律制裁，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用意无非是针对中共党内一团和气
的气氛，防止中共中央对我有所让步。
可是，马林很快的就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他所以离去，似乎因为他掀起了中共党内
的大风波，共产国际有些不放心了，因而调他回去；后来并解除他原任的职务。他在中共第
三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立场，显然并未为共产国际所接受。从此，他再没有来过中国，我也
再没有见过他。
回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面临着不少的难题。第三次代表大会时，
陈独秀先生和多数代表的主张曾得到大多数广东党员的支持，声势颇壮。可是到了上海，情
势显然不同，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主要地区的多数党员，对于第三次大会的决议却表
示怀疑和责难。不少的党员批评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况，硬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面去；
而且指斥马林胡闹，并且发出要求共产国际撤换他的呼声。
中共中央为说服这些反对意见，真是煞费气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
斋，就曾指斥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异是将中共出卖给国民党，为此与陈大闹一场，并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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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不愿与陈再见面。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尚无组
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杨明斋与陈先生大闹的举
动，事前我并无所闻；事后，他曾为我慷慨而言。我虽勉以团结的大义，也无法改变他的初
衷。此后，我再就没有听见有关他的消息。
我在上海闲居了一个多月，一直保持沉默，是我参加中共以来从所未有过的清闲。我对
全面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在第三次大会上有过保留自己意见的声明，因为我对自己主张的正
确有强烈的自信，不愿依照中共中央的希望，改作积极赞成的表示。同时我也遵守服从多数
的诺言，不继续表示反对的意见；这就只有沉默了。虽然那时传说纷纭，说我反对共产国际，
反对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我也不予答辩。我不愿让我与中共中央间的关系恶化下去；我
也不相信马林的主张能够始终贯彻，我在等待陈独秀先生等人意向的转变。
八月底，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来看我，他正式通知我马林已被调回莫斯科去了；陈独秀
先生一直不赞成马林那种排斥反对者的态度，而且他也受着党内反对意见的压力，在逐渐改
变原有的主张。他还说到中央和不少同志都以党内团结问题为虑，希望能由中央分派我一项
重要工作，而我又能欣然接受，这样就是证明我和中央之间并无不可消除的芥蒂。我向他表
示，我愿意服从中央的决定，无论分派我那一项工作，我都会接受，但仍保留我原有的意见，
遇有适当时机，再行提出讨论。
由于我和蔡和森谈话的结果，不几天我被邀参加一次中共中央的会议。陈独秀先生以亲
切的态度接待我，表示希望我到北京去担任铁路工会的领导工作，从速建立起一个全国铁路
总工会。我接受这个指派。这样，我们就恢复了已往的和谐。
一九二三年九月初，我又回到北京。那边四十几位同志极大多数都支持我在第三次代表
大会中的主张，也同情我现在的处境。李大钊先生虽然在政见上与我略有不同，但对我仍十
分友善。他遇事多和我交换意见，他告诉我，国共两党都希望他在北方发展国民党的组织，
他已接受了这个任务，正在策划进行的方针。我表示赞成他这样做；认为他是国共合作的一
位适当主角。我自己则致力于铁路工会方面的工作，进行倒也顺手。
在北京按期举行的党员大会，每次仍为了国共合作问题而争辩不休。到会者有的表示中
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有的强调中共的独立，不愿做国民党
的附庸，有的批评中央轻视职工运动；每次都由任主席的李大钊为中央的现行政策略加辩解，
结果多是将这些不同的意见，呈报中央要求解释。我在这些辩论中，要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容
易的。我只有在会议上宣称：同志们都已知道我的意见，但称应遵守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
不便继续发表反对意见。
我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党内反对派的首脑，代表着强大的反对意见；北京的苏俄人员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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