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才发生的。当作礼物被送到顾家去的木盒子，经他的仆人打开后，炸弹虽炸爆炸了，但
遗留下来的有木盒碎片和一些包裹的纸张，以及纸张上所写的字迹。他们就企图从这些木片、
纸张和字迹中找出犯罪的证据。
侦缉处承办这件案子，首先就假定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干的。他们根据这个假定，侦查
的结果，发现我恰恰在此时到上海去了，因而怀疑是我干的。他们伪造了一些木片和纸张，
硬说是在我住房里搜查出来的。他们从我们五人住所中所搜出的文件，去核对炸弹包裹上的
笔迹。
我寄押的房间中住了一组十二个人的侦缉班。这些侦探都能阅读报纸和写简单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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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似是侦缉队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班。他们佩带短枪，日夜监视着我，但也与我攀谈，企图找
出我犯罪的一些破绽，特别要我写这样，写那样，那个拿个白纸扇子，要我题字；那个又来
问我某某成语如何写法。但他们这些企图，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在第一天就泄露，
在这次搜查中没有发现和炸弹包裹上同样的字迹，使他们甚感苦闷。他们又透露，他们所以
如此热心的侦察，是因为顾维钧出了十万元的赏格来破案。
那天，审问开始时，处长高某首先问我：“这些木片是放在你床下的吗？”我回答说：
“我从来没有这一类的木片。”他又问：“这些纸张是在你桌子抽斗中找出来的，是吗？”我
看了看那些纸张，又回答说：“我抽斗中从来没有这些纸张。”接着，他拿着许多被搜出的文
件，一件一件的问我，是甚么人写的。我都答以“不知道”或者说：“写字的人已签有名字
在上面，你们可以自己看。”
他们这样漫无目标的乱问下去，我有点不耐烦了。我反问他们：“你们问这些不相干的
话，到底是甚么意思？”那个粗野的高某便拍案大叫：“你这个‘乱党’，反正是该死的。现
在又犯了炸弹案，还不快招吗？还要我们费事吗？老实告诉你，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早
点招免得吃苦，你自己瞧着办吧！”
他们企图从我口中逼出有关炸弹案的口供；我却乘机向他们解释，我说明我根本不赞成
暗杀，因而决不会做这类的事。我也告诉他们，不仅我个人如此，国民党和共产党人都是不
赞成暗杀的，黄复生、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已过时了；我还讥笑他们的假设是走错了道路。
这样审问下去，情况似乎逐渐对我有利了。他们当初怀疑我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后才离开
北京的，但从搜出的文件和我所提出的证据中，证明我离开北京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前约一个
星期。侦缉处虽然伪造了木片纸张等无关重要的证物，但始终无法伪造我和同志们的字迹，
也问不出那里来的炸弹和谁是送炸弹的人。这使他们觉得对付这些社会上有声名的知识分
子，究竟证据不够充分，不能强加以罪。
但那位高某显然十分热衷于十万元的赏格，没有证据也想打出一些证据出来。他许多次
都大叫要用刑；最严重的一次，是将我勒跪在一堆铁链子上面，大约有半小时之久；跪得我
满头大汗。左右还站着几个法警，拿着很粗的木杠，准备将我的双脚压住，让我尝尝“睬杠
子”的苦刑。我只有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那高某逼不出口供，不停的恫吓，怒
目高叫：“你这小子，还充好汉。马上一踩杠子，就要你的命了。”
可是，高某的满脸杀气，阻不住他鼻腔中流出的鼻涕；审讯的时间愈长，他愈无法支持；
原来他的鸦片烟瘾愈发愈厉害了。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张副处长便乘机请处长休息，改由他继
续审讯。高某虽然还是满口粗言秽语，却身不由主溜到后面去了。张副处长看他去远了，便
对我说：“你跪着不好说话，起来罢！好好的直说！”于是，由两个法警扶我立起来。我受此
刑辱，愤怒万分，仍是一言不发。张老头儿只好又说：“你去休息休息再说吧！”
每次审讯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高某至多只能维持一个钟头，就要回到他的鸦片烟榻上
去；再由张老头儿接替审问。而张老头儿的精力也不够实施疲劳审讯，因为他究竟是上了年
纪的人；所以审讯的进行，总是时断时续。张老头儿从未向我发怒，至多只是说：“好好向
处长说，以免受刑。”我却乘机向他进行种种解释，他也老是静听着，不置可否。
这样，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他们讯问的目标就转移了。他们不再问炸弹问题，转而问我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铁路工会中的活动。我不否认这些活动，但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
于我的材料。我还向他们抗议，指出我做一个国民党党员、共产党员和工会职员，根本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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