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凶恶。我站在他的台子前面。两旁站着两个高大强壮的卫兵，但无纪录人员。
那个军法处长首先向我表示：关于我的案卷他都看过了。但他没有再提到关于炸弹案的
事，翻看一卷案卷指着说，根据报章记载和搜获的文件乃至我在侦缉处的口供，都可以证明
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问我现在是不是否认。我答以绝不否认，并引以为荣。他进
而问我：国民党由那些人负责，做些甚么事等问题，我就概以“不知道”三字答覆他。他也
不理睬我的答覆，声言政府对于这些事早已知道了，他不过照例问问而已。第二次的审问仍
在夜晚举行，主要问的是有关中共的问题，他同样提到根据各种证据，证明我参加了陈独秀
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是一个负责人。我也同样不否认，并声言这是光荣，而不是
犯罪。他对于共产主义似乎知道得特别少，老在说甚么“共产公妻”，几乎使我发笑。这次
审问，也和上次一样，他们一无所得。
第三次的审问主要是有关铁路工会的问题，他透露出在汉口破获了一个铁路工人的“捣
乱机关”，捕获了杨德甫等重要“罪犯”。从那里搜获的文件中和他们的口供中，证明他们的
“上司”是“张特立”，现在从我的住所所搜获的文件中，又证明“张特立”即“张国焘”。
问我有何话说。我答以“张特立”我的别号，我是做着组织铁路工人的工作。他即将这一点
记录下来。
在这几次的审问中，牵涉的问题很是广泛。有一次他问我，为甚么国民党和共产党闹得
满城风雨？是不是因为俄国人或者广州的孙中山，拿出了大批金钱的原故？我答以这点我毫
无所知，我只知道民国以来，军阀闹得乌烟瘴气，有志之士，本爱国天良，不得不奋起救国。
他听了我这番理论，面露得色；也许他是怀着“没有了满清皇帝，民国到底弄不好”的心情，
因而对我的说法，从另一个观点去寄予同情。
最后一次的审问。距离第一次已经两个多星期。这次是颇具戏剧性的。那个军法处长首
先向我说，他有一件公文，其中的一段扼要的记着我的口供，现在念给我听，要我站得远远
的，他捧着这公文对我念起来了。其内容大致是：“张国焘，别号张特立，年龄xx，．籍贯
xx，出身xx，经历……系孙文乱党的中央候补委员，重要共产过激分子，非法铁路工人组
织的总干事……历次聚众滋事……图谋不轨……以上各节该犯均供认不讳……。”等语。他
念完要我在这个文件上打手模，我立即反抗，声言这个文件未经我看过，所念出来的部分，
也完全不是我的话；我愿意自写口供，却不能打手模。
他见我坚决反抗，便向卫兵示意来强制执行；两个卫兵将我的两手摘擒住，我竭力挣扎
反抗，表演了一个打斗的镜头；结果，我的两手被扭在身后，前胸则被推靠墙壁。那个处长
走过来，在我右手的大拇指上涂上了一些墨，将那件公文在我的拇指上印了一印。当他们实
施强制时，我曾高声抗辩：“强迫打手模，没有效。将来到了法庭上，我是要控告的。”
那个处长声言这不过是一个照例的手续，现在审讯终结了；并声明这里就是军法的终级
审判，不准上诉。我于是连声问他：“我究竟犯了甚么罪？”他怒声回答说：“你犯了内乱罪。”
我又追问：“甚么叫内乱罪？”他一面向我高叫：“内乱罪就是内乱罪。”一面对着那两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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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兵说：“把他带下去！”我被带出这间房门时，他又命令他的侍卫，将我的太太带来，与我见
一面。不一会；两个女看守挟持着我的太太来了。她站得远远的，不准走近我，也不准交谈。
只见我的太太泪痕满面、我则悲愤交集，一瞬间我们便分别被押回监房去了。
我回到看守所以后，满脑子都是一些“内乱罪”、“强迫打手模”和与我太太不平常的会
晤。我推想这些都是置我于死地的象征。无疑的，内乱罪就可以判处死刑，如今又要我太太
和我一晤，更似刑前的诀别。我推想我的脑袋有点靠不住了，但其他的同难者或可幸免。我
决意设法挽救自己，首先设计和外面通消息。我几次议重价托看守传递消息出去，但一直得
不着回音。
在审问我的期间，李斌也受了一次审向，他背上又增多了用军棍殴打出来的伤痕。我百
般安慰他，想尽方法为他医治。我也知道了他还是一口说定他是厨子，并未因受刑而改口，
审问官似也相信了这一点。因此，我判定他可以先我被释放出去。我和他计议着，如果他能
早获释出，所应做的事，特别是如何救助我和其他同难者。果然，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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