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受了委屈，增加了对汪的同情与敬佩。本来人们心目中只认为汪是随孙北上办外交的，
还轮不到他做孙中山的继承人；现在觉得他能容忍持重，气度大于胡汉民犷这些观感也许对
汪以后的当权大有关系。当时有人说，汪之不肯担任这临时政治会议的主席，原来是有人从
中反对。有人推测，大概是吴稚晖有甚么话，没有机会向孙先生陈述，也得不到汪的支持，
因而出诸于会议上对汪的讥笑谩骂。有人称许汪精卫在苦心孤诣维持这个局面，认为他决不
会有意隔绝孙先生与其同志间的联系。也有人埋怨，这都是由于汪的过分谦让，才引起这次
的是非。
我们的政治会议虽然发生了一些上述的怪现象，但还能维系下去，发生一些积极的作用；
主要是由于段祺瑞政府的压力所促成的。首先是段本人对孙先生采取傲慢的态度，虽然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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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不少人的奔走，要求段亲自去探视孙先生的病，段却断然拒绝；这使所有的国民党人都大为
愤慨。不少人说，段氏希望孙先生早死，并企图气死他。再则段氏也瞧不起国民党及其在广
东的实力，他不但不罗致国民党人士去参加善后会议；而且不断的施以恫吓，不是说要逮捕
在北京的国民党人，就是说要取缔他们的活动。这些事相应地阻止了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
使多数国民党人觉得非继续联俄容共不可。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鲍罗庭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愈显得重要了。他比孙先生早到北京，以
国民党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我们的政治会议；他小心翼翼的不使自己卷入是非的漩涡，不
多发言；他的几次重要的提案，都先征得孙先生的同意，并估计在会议上能够通过，才要言
不繁的提出来。因此，他的提案多获得会议的一致支持。，这样，渐渐也使参加者觉得重要
的事还是要鲍顾问出来说话，才易于解决。
当时几件有关政策的事，在这个政治会议中，都大致得到解决；这与以后国民党的发展
也大有影响。首先是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的问题。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孙先生发表声明，表示对段让步，不斤斤于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
名称上的争执，但提出两个要求、一、善后会议须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
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卿弋表；二、军制财政诸问题，最后解决之权，当归还于国民会议。
并保证这两个要求如被容纳，当表赞同善后会议。这个声明就是鲍罗庭征得孙先生同意，向
政治会议提出通过的。
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这个让步是相当大的。因为这无异赞成了段的主张；而且所要求加
入人民团体的代表，并未提出代表人数的比例，并不能改变善后会议的性质；至于军制财政
诸问题留待国民会议作最后解决一点，；主要也仅是使广东政府的地位不致立时受打击而已。
当时不少的国民党左派为这个让步表示不安，尤以共产党员为甚。国民党方面曾向他们在广
东等地的组织函电疏解，我也曾在北京中共的党员大会上说明国民会议预备会既不能实现，
现在有条件的参加善后会议，与共产主义者参加西欧各国的议会是同其性质。这些努力使国
共双方多数同志获得了谅解。
可是段政府仍是一味颟顸的拒绝了孙的两次要求，他于一月二十九日致孙中山先生电
中，仅允聘各省省议会、省教育会、省总商会、省农会及天津、上海、汉口等总商会之会长，
为善后会议备谘询的专门委员。段的答复，显然是藐视孙先生这最后的让步。我们的政治会
议觉得如再迁就，就将丧失一切，因于一月三十日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员概不参加善后会
议》的决议。
就这样，孙段之间完全决裂了。这在段祺瑞的临时政府方面说来，是丧失了统一全国的
最后机会，在国民党方面说来，也就只有巩固广州政府，准备北伐之一途了。一九二五年二
月一日，段氏召集的善后会议举行开幕式；二日我们的政治会议以国民党的名义通电全国，
表示“仰体本党总理的意旨，对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十日又通电主张国民自制《国民会议
组织法》。这样国民党与北京政府又公然唱起对台戏来了。
二月间，北京有两个会议在举行。一个是上面所说的善后会议—这个会议对北京政局其
实不能有甚么实际的影响，段氏只将它看作是协助临时政府过渡到成立正式政府的工具；一
切政治的实际发展，还是由军阀们在那里操纵。另一个便是中国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促
成会，参加的多半是学生会、工会和其他知识分子团体的代表，任务是在否定善后会议，支
持孙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提供促其实现的具体方案。
国共两党原拟将国民会议促成会变成一个广泛而有力的国民运动，但也未能如愿。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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