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达全省；税收月有增加；外交方面也有收获；国民革命的基础，可以说是奠定了。广州的
中共同志也同样欣慰有加，觉得中共所领导的工农群众，曾在统一广东的工作上有过重大贡
献；而且认为这是鲍罗庭政策的成功。
国民革命势力虽在扩展之中，但国共关系仍是一棘手问题。最明显的，是黄埔内部青年
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加入前者的黄埔学生多系政治工作人员，其领导分子多
具有中共党籍，绝大部分左倾。后者的成员则多系国民党籍的军官，领导分子多持坚决的反
共态度，又在黄埔以外发展组织，如广州大学的孙文主义学会自命为“斯梯克”党，显然是
要用暴力手段，对付共产分子。
陈延年认为孙文主义学会的组成和扩大，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工作不力大有关系。青年
军人联合会最初想包括全体黄埔学生，来对付黄埔以外的旧式军人；并且也得到蒋校长的支
持。后来，这个组织在中共党员领导之下，发生了左倾的偏差，征求会员严加限制，有些黄
埔学生没有加入，甚至有些申请加入者，竟未获得批准。这就引起了一部分国民党籍的学生
的反感。陈延年又表示，孙文主义学会气焰如此高涨，背后也似获得蒋校长的支持。
戴季陶那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似是孙文主义学会的经典。陈延年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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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诉我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送给鲍罗庭看，鲍罗庭表示戴季陶站在国民党立场说话，未可厚
非；鲍并指出他对甚么事都有办法，只有解决国共纠纷他无能为力。因而陈延年除了指斥戴
季陶和孙文主义学会为新右派之外，别无他法。
我听了陈延年上述这些话，不免有点生气。我指出鲍罗庭所说的是废话，解决国共纠纷
为根本之途，对此问题无能为力则一切都属空谈。我还反问他：“鲍罗庭这种避免接触根本问
题，以不了了之的手段来拖延，是否由于对共产国际将国共两党混为一体的政策，根本失去
了信心之故！”陈延年默不做声，似不愿参加讨论，但认为要想出办法来。
另一方面，中共正领导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活动，省港罢工委员会是一个声势赫赫的庞大
组织；数以万计的罢工工人正集居在广州市那些被封闭的烟馆赌馆旧址里和一些公共建筑物
内。委员会除干事局等正常的机构外，还设有会审处，审判破坏罢工、偷运粮食接济香港和
私卖敌货的犯人；同时附设有监狱；对于敌货的处理，设有拍卖处。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水
陆侦缉队的组织，拥有队员二千余人，步枪四百余支，小艇十二艘；他们分驻各港口，执行
封锁香港的任务。此外还有法制局筑路委员会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做法自然多方侵越了政府
的职权。
当时在广州的中共同志，多以能领导罢工机构而自傲；觉得较之一九一七年俄国工人苏
维埃还更有效率；但确没有取国民政府而代之的企图。国民党右派人物却斥之为“第二政府”，
认为它包藏着中共在广州实行共产制的野心。中共中央则本着国共合作、共同努力于国民革
命的意向，亟谋对罢工委员会的活动有所调整。
我曾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与广州同志商讨这个问题。当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向香港所提出
的条件分为两大纲要：第一是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对沪案所提出的十七条；第二是直接针
对香港的六项要求。即：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选举；四、劳动立法；五、
减低房租；六、居住自由等。我指出应依形势变化降低要求条件，与香港当局协商解决，尽
早结束这次罢工。如果罢工结束，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也就不必要了。所谓“第二政府”之
说，也可不攻自破。
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和主持委员会的中共党员邓中夏等人，都赞成我的主张。但他
们都说香港方面始终对协商解决罢工一事，没有明确的表示。如果香港方面真愿意协商，他
们随时准备谈判。自然，在条件方面也预备作若干让步。
他们还进而指出，由于省港罢工，加上罢工工人纠察队检查各港口，对香港实行经济封
锁，不特使香港遭受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使广东的叛军，得不到外力的支援；而且由于罢工
工人参加了肃清内奸、镇压反革命、支援作战和杜塞走私以裕税收等工作，更使广州革命政
权日形巩固。因此，国民政府当局多认为罢工是有利的，即反对罢工的人，也只能说罢工委
员会权力太大，却不能抹煞它对革命的贡献。罢工工人方面以曾获得政府和私人大批的捐款，
生活也相当安定。不过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也得不到外货的供应，有些
地方颇感不便；商人也受到损失；农民的农产品，无法出口销售，这些事都曾引起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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