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的。其实，这只是形式上的决定；实际是由鲍罗庭所主张。胡汉民所作《革
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载《东方杂志》三十周年纪念专号）一文说：“其时精卫亦在汝为（即许崇智）处，
力主邀鲍罗庭来，他说：‘必须请鲍先生来，大家共同研究’，鲍罗庭来后，便说：‘应该组织一个特别委员
会办理此事’。于是开临时会议，由鲍罗庭提出汪兆铭、许崇智、蒋中正三人为特别委员，将当时党部政治
委员会议国民政府各机关职权，一律交特别委员会统制。”这是可信的。
②据杨幼炯著《中国政党史》（一六六页—商务印书馆出版）称：“此次大会完全在共党操纵之下，全体
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产党员约占五分之三。”这不特与我所记忆的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也与当时中共中央
的决策是相左的。
③胡汉民以全体代表的票数当选，汪蒋均较胡少一票，本应列为各中委之首；后经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商
得汪精卫同意，将胡的排名改列在汪蒋之后。
第十一篇 三月二十日前后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烦恼
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我回到上海后，深感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多
半为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政策所桎梏了。列宁曾说过“人不如鸡”，当鸡被置在一个粉笔所画的
圈子内，它会自己跑出来；但人却往往会站在自己用粉笔所画的圈子里，跳不出来；以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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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譬喻来形容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实在贴切不过。
当中共中央讨论我“广州之行”的报告时，都觉得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与
上海广州间的争论有直接关系。大多数中共中央人员，以陈独秀为首（包括我自己），都认为
根据鲍罗庭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合并为一的所谓进攻政策，发展下去，不外两个结果：一
是中共霸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硬干下去，身居领导之衔，却无军事实力做后盾，国民党党员
包括左派在内都会群起反对；终将因树敌太多，形单势孤，不在国共纷争中垮台，也会被帝
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优厚势力所摧毁。二是中共软化下来再也不谈独立的政治面目，将自身也
变为国民党左派的一分子，专为现在广东的左派领导捧场，但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办法，降格
之外还要自食苦果。如果否定鲍罗庭的意见，照中共中央原定的政策进行下去，势将走到退
出国民党之一途。何况在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原则之下，改采党外合作的方针既不可能，又无
多党组成的国民会议或联合政府这一套办法可资凭借。
在这种尴尬局面中，我们之间的意见也有分歧之处。彭述之曾斥鲍罗庭怂恿广东区委同
志反对中央决议，是破坏中央领导的行为。他并且质问我为何不将中央决议公开发表出来，
并命令广东区委同志遵照执行。这些话的用意，自然包含了对我的不满。瞿秋白则有相反的
看法；他称许我在广州时，能持重视广东同志意见的态度，认为既能大体贯彻中央的主张，
又能不暴露内部的分歧意见。
恰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接到广东区委会的一份文件，指责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
大会前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主张改用向右派进攻的策略。中共中央认为这个文件是在我离开
广州以后，他们根据鲍罗庭的意旨而作成的。我们多数人曾明白表示不能接纳这个文件的建
议。
我们讨论的结果，决定等候共产国际指示；对广东区委会的文件，也暂不予以反驳。这
时，威金斯基已在我返上海之前，就回莫斯科去了；鲍罗庭又将继之回国；他们显然要在莫
斯科作一番彻底的商讨。中共中央没有派代表去莫斯科参加这种讨论，但又势必等候他们讨
论后的指示；这使我们觉得是不合理的憾事。虽然如此，中共中央自始就有尊重莫斯科的传
统，对此似也只好安之若素了。
中共中央不能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独立自主的速决速行，而要听命于远在莫斯科、
对中国实情又十分隔阂的共产国际；这是一切困难的主要根源。而且一九二五年底，俄共第
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干部派和托洛茨基、季维诺夫、卡未尼夫的联合反对派，正展
开了激烈的斗争；因而莫斯科对中国问题似未能全神贯注；我在上面所说过的广东方面的一
些急待解决的问题，莫斯科方面一直都没有明白指示。等到威金斯基和鲍罗庭等重来中国，
已是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以后；一切都成为明日黄花了。
中共中央所面对的困扰，除了上述的这一主要政治问题之外，还有负责人之间情感上的
隔阂问题。我们这些负责人，性格各别，生活情调也不尽同，例如当时彭述之的罗曼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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