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们发生争论而得到的意外收获。这也是陈独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贡献，而为我和李达所共
同致力过的。我们这个决定及其附带条件的解释，曾以中央的通告—书面的和口头的—传达
给全党同志并获得一致的赞成，从此再没有发生过“为甚么要有生活费”以及“为甚么有人
领取有人不能领取”等等问题了。一般同志也再没有甚么“雇佣革命”的说法。后来我们虽
常遇到“卢布党”的讥讽，但事实如此，同志们只觉得可笑罢了。而且从此中央处理经费问
题有了一个不移的原则：即经费用于发展事业之所必需。并且要经常留一笔相当大的经费为
紧急工作和意外事件之用。这与中国其他政党或机构不合理支配经费的传统作风大有区别
（如庞大的行政开支），而且也许是中共以后从未因经费问题发生重大争执和能迅速发履的
原因之一。
会后不两天，陈独秀先生与马林作首次会晤。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
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
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
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
尊重。他们这种相互谅解弥补了过去争执的痕迹，使在座的我为之额手称庆。
他们从此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
林似从未提出过异议。关于政策方面，陈独秀先生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央会议报青。他
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
经常性质了①。
从此我摆脱了与马林接触的任务。后来彼此虽也常见面，但讨论政策问题时总是由陈先
生约集，至于单独见面，则多是谈谈有关工运的个别问题而已。此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已建立
起来，行政事务都由陈先生主办，我也不再过问了。
这样，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共创立所遇到的一切困难，算是一一克服，走上了正常工作
的途径。
一九二一年九月初，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决定之后，它的机构也正式建立起来了。
我被推为上海总部主任，李启汉任秘书，董锄平任劳动周刊编辑，北方分部由邓中夏及罗章
龙负责，武汉分部由林育南及项英负责，湖南分部由毛泽东负责，广州分部由谭平山负责。
这个机构是中共中央领导下一个最活跃的部分，大多数的党团员都参加了这部分的实际工
作。它可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对于中国工人运动所起的作用是很重大的。
劳动组合书记部未正式成立以前，即开始了实际工作。我上面已经说过，一九二○年，
各地中共小组成立后，即着手在工人群众中展开活动，上海工运工作一直是由李启汉负责的。
一九二一年八月间，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发生罢工事件。我们从报
上看见了这个消息。立即参加进去一试身手。为了支持这一罢工，我们立即决定以李启汉的
办公地点为临时办事处。
在我和李启汉的领导下，这次罢工维持两个多星期，终于由厂方接受工人一部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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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而宣告胜利结束。这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牛刀初试，大家都为其成功而十分兴奋。
在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各地分部正式建立起来了。在上海一所新
租赁的单独房子门口挂上了招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项工作
上。
我在上海做工运正做得起劲的时候，又被推为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中共代表。那时
中共中央和上海的同志们认为这是中共首次参加国际会议，须派一位重要人物前往。陈独秀
先生在中共中央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须照顾全局无法抽身，因此这项任务又落在我的身上。
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关于全国各地团体选派代表前往的事宜，概由我负责处理。
① 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质的。
第四篇 远东劳苦人民大会
第一章 第一次踏入苏俄国境
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旬，我摒挡一切，准备去伊尔库次克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中共中
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向共产国际报告，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研究苏俄及
其他各国的革命经验。我们对于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性质还不甚了解，因而没有甚么建议。
陈独秀先生将旅费付给我，要我去见尼科罗夫斯基，以便解决旅行上的技术问题。
我依照陈先生所说的地址，到北四川路的一条弄堂内去找尼科罗夫斯基。这一弄堂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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