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汪的人多意存观望，仅仅发发牢骚而已。
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对这一事变更是愤慨良多。不少人要求联络各方势力，予蒋氏以
反击。也有人责备广东区委专支持蒋介石，视黄埔为军事建设的中心，忽略了各军的平均发
展，以致酿成今日的局面；当时在广州的毛泽东就有这种看法。恽代英等更认为这一事变证
明中共在国民党内合作的政策，已宣告破产；亟应改弦更张。但一谈到目前应如何做的时候，
同志中则多觉得现在并无足以领导反蒋的人，也没有可以挺身而出的实力者。如果要中共采
取主动来抑制蒋，则不特力有未逮，对国民革命的前途也并不是合算的。
而且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们事实上已对蒋采取了让步政策；为蒋氏所不满的季山嘉已
离开广州。据熟悉内情的周恩来和张太雷告诉我，俄顾问们是要等鲍罗庭回广州来设法亡羊
补牢；当时俄共派来广州考察的依文洛夫斯基等十余人也于三月二十四日离粤回国，他们行
前曾向蒋氏表示继续合作的意向。留驻广州的俄顾问们对蒋更表示恭顺，似是顺水推舟，促
成蒋氏成为中国的拿破仑。
在这动荡不定的局面中，我只有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提出一个简明的方针来应付。在
中共广东区委会紧急会议上，我曾报告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
要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我的这种
建议获得了他们一致的支持。
接着，我由周恩来陪同去看蒋介石将军（时间约在我抵广州后的第三天），与他直接谈判。
黄埔是我多次到过的地方，也在那里向学生们讲演过。这次旧地重游，有点今非昔比之感。
蒋氏很客气的接待我；我们一面谈话，一面共进午餐。
我首先告诉蒋氏，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来看望他的。说明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
能精诚无间的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成统一全国的革命愿望。蒋氏也表示了类
似的意向。我进而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外间都希望他能与汪继续合作，不知他对此有何意见；
二是黄埔同学中的中共党员一向是爱戴和服从他的，他们犯有错误，不知道他将如何教导他
们。蒋氏对第一个问题，没有具体的表示；对于第二个问题则说：“黄埔学生中的中共党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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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一定要重用他们的。”我们的谈话在轻松气氛中结束。
我向蒋氏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原系广东区委会上所共同决定的。蒋氏素不愿意多说话，
总是保持着一种好像身负重任的严肃态度。他那次谈话，至少明白表示了并无彻底排斥中共
的意向。至于他对汪精卫的态度，原系国民党内部事务，我们觉得对汪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
要向蒋公开提出来；但也预料他不会有具体的答复。
我对蒋氏这次亲善访问，使彼此间的关系趋于和缓。在那次谈话后，他下令在黄埔内组
织一个高级训练班，收容前此被调离职守的五十多个在军中任职的中共党员，并委周恩来为
班主任。当时周恩来的地位是很尴尬的，他被免除了黄埔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声望大受损失；
但仍要在黄埔工作，日与蒋氏周旋；而且他的中共同志们对他也多所责难；认为三月二十日
事变的造成，他要负相当责任。但这种处境，使他第一次历练了他的忍耐力，也表现了他的
处事手腕。对于已往的一切，他从不加解释和答辩；他根据我们的决定，若无其事的在黄埔
实施训练，并处处表现尊重蒋氏的意见。
当时广东的领导陷入真空状态，一切隐隐然似都得看蒋氏的颜色行事。但蒋氏究竟要做
些什么，做到什么地步，似是任何人所不能确切了解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任国民政府代主
席的谭延闿氏充当沟通各方意见的角色。他似不受国民政府日常事务的拘束，大部分时间都
在与各政要人物周旋。他的这种活动确曾对时局产生了稳定作用。
谭延闿氏与我经常保持接触。我们假鲍罗庭的办公处为会面地点，张太雷代任主人。谭
的政治手腕老练圆滑，他常滔滔不绝的安坐漫谈，除斤斤以大局为重外，不大接触实际政治
问题，但就在他这种谈笑风生的谈话中，产生了调协作用。
那时谭延闿与蒋氏过往甚密，他常花几个钟头水程，到虎门去看蒋。有一次他一清早就
去了，直到晚间才如约赶回来和我晤面。他显得很疲劳，向我说他在蒋氏住所待了大半天，
竟没有看见什么人去找蒋。如果不是他去聊天，告诉蒋一些各方实际情况，将不知道蒋又要
胡思乱想到什么地步。这些话出自深沉老练的谭延闿之口，其中自然包含了耐人寻味的内幕。
我和谭氏多次的接触，谈论的问题牵涉很广。我们曾谈到联俄这一基本政策。谭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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