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广州我已住腻了，我对武汉很感兴趣。但最使我刺目的，就是武汉仍处在外国兵舰的
炮口威胁之下。”
我们的话题因而转到有关外人在武汉的动态问题上。鲍罗庭表示对武汉的一切，都感满
意；但对外人的动态，今后则应加强注意。我于是向他推荐一位懂英文的中共青年李君（我
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做他的办事人员。后来这位青年便替他做调查外人动态的工作；而中
共湖北区委方面也因经费不足，乐得把这项工作推由鲍罗庭直接负责。
在此期间，不仅鲍罗庭等新来的人，在从事布置班底的工作，中共湖北区委会也在忙着
部署这类的事；并且从武昌搬到了汉口。鲍罗庭认为湖北区委的工作范围，因为国民党的中
枢移到了汉口，已经不仅是湖北一省的事务，他要求我们立即搬到汉口来，以便和新来的国
民党中枢要人，能经常保持接触，把握整个局势的发展。我们接纳了鲍罗庭这个建议，作了
一番新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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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鲍罗庭和我讨论一般政策问题，是在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
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组成以后。联席会议为何要急于组成，职权为何，已否得到蒋
的同意等等，鲍罗庭事先都未和我提过。等到联席会议举行之后，鲍罗庭才向我表示：在广
州时，他曾说过北伐打到北京，国共便要分家；现在看来，分家之事已经大为提早了。我问
他为甚么有这种看法，他说是凭他的嗅觉，而他的嗅觉是特别灵敏的。
他向我指出下列各点：一、蒋氏占领了江西之后，正锐意经营东南，以夺取南京、上海
为目标；这种东进方针，将与苏俄日渐疏远，而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浙江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
寻求妥协。蒋的这些活动，是经由黄郛钮永建等人从中拉线的。二、蒋氏一直要建立他个人
的军事独裁，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完全置于掌握之中，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这些已引起国
民党大多数中委的反对，这次和他同来的国民党中委，一致不赞成蒋的这种野心，因而成立
了一个联席会议，俾中枢大权不致为蒋个人所操纵。三、蒋氏如果取得了南京上海，很可能
就要发动一个反共运动，以取悦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
鲍罗庭很注重军事实力。他说到大多数的军队也都对蒋不满。唐生智的反蒋态度，固不
待说；邓演达和第四军的多数将领，将积极支持汪情卫；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
程潜的第六军也都是一向不满蒋的；第七军在军事发展上，与蒋也有许多矛盾；而且冯玉祥
已解西安之围①，他的军队一出潼关，又是蒋的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从军事实力上
看来，蒋的独裁前途，自是荆棘丛生的。
鲍罗庭这些看法，是他反蒋的出发点。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政策上的大转变。反蒋的基本
政策，固然如箭在弦上，不容有所踌躇；但在力量的对比上，我倒觉得鲍罗庭的看法，有点
过于乐观。我曾向他指出，就武汉一般人眼中看来，唐生智应更不如蒋介石，唐是一个投靠
革命的军阀，他的部属多是一些旧军人，蒋究竟是一个老国民党员，而且有黄埔的革命青年
军官做基础。蒋与其他各军的关系，固然不好，但唐与其他各军的关系，也是有缺陷的。他
与二、六两军早有夙怨，与第四军又有门户之见，假若由他出来团结反蒋军人，恐怕将事倍
功半的。其次在党部和民众方面，虽然左派声势浩大，但毕竟缺乏有力的领袖。汪精卫能否
回国，回国后能否硬干，都有问题。反蒋运动定要做到甚么程度，以及应采急进抑或缓进步
骤，也都值得研究。
鲍罗庭对于我所提出的疑问，似乎无法解答。他只是强调现在问题的中心所在，是我们
不得不这样做。一因为我们既然看清楚了蒋的反革命的意图，总不能袖手旁观。他为联唐政
策解释，说唐较优于蒋的一点，是唐同情于工农运动。他预料汪精卫在适当时机就会回国，
在大致上他不会像过去那样的软弱。至于团结反蒋势力一点，他自信他的灵活手腕，必然奏
效。
鲍罗庭的个性很强，他在广州时，遇事不与广东区委商量，独断独行。他到汉口来后，
态度总算客气了一些。他把握着最高的决策，很少迁就我们的意见；至多也只是礼貌上征求
我们的同意而已。但他对湖北区委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却没有妄加干涉。他之所以如此，也
许是他只长于运用策略，其他则似非他之所长。而且事实上武汉的情况也不是他这个初来者
一时所能了解清楚的。
在鲍罗庭的政策之下，武汉局势将有重大的变化，这是很显然的。我只有将这些实况，
报告中共中央，请求郑重考虑，以期步调能够一致。我说明我不能抽身到上海去，要求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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