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种极有害的幻想；既没有觉察帝国主义的利害，也为蒋介石的假面具所欺骗了。
汪寿华应允将我的意见转达中央，他个人并极力予以支持。在他行前我还向他说到许多
事是不能用通讯方法解决的。上海武汉间几次来往的人，都没有达成任务；这次我希望他能
不虚此行。谁知汪寿华到达上海之后，我的建议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最可痛的是这位
天真的汪寿华本人在该年四月十二日清党的前夕，在杜月笙的客厅中，被绑走断送了性命。
二月间，威金斯基继汪寿华之后，由上海来到了武汉；这似是我从上海方面得到的仅有
答覆。他此行目的，是来和我与鲍罗庭商谈对蒋政策。但他除与鲍罗庭争吵了一场之外，不
能有甚么成就；他那次往返商讨，不仅没有澄清中共内部的混乱，甚至是贻误了时机。
威金斯基在武汉考察了一般情况，似乎特别受到俄顾问加仑等人的影响，提出了与鲍罗
庭不同的意见。他向我表示革命阵营内部不宜分化太快；否则，将无以对付北方军阀及帝国
主义的雄厚势力。对中共与工农运动，也是不利的。他说到在武汉的俄顾问中有些不同意鲍
罗庭的作法，并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蒋介石究竟不是陈炯明，鲍罗庭更不是孙中山。”
他提议让他去南昌一趟，与蒋寻求谅解，以避免革命内部的过早分化。
我向威金斯基表示，他的主意能否收到成效，大有疑问，但不妨一试。我着重指出反蒋
阵线包括一些不可靠的旧军人和动摇不定的左派政客，即使胜利了，局势也未可乐观的。如
果他的南昌之行，能够使目前武汉南昌间的对立状况，稍微缓和一下，让中共能够多一点准
备的机会，也是值得的。不过事态发展到了今天，要想挽救也不能存过高的希望。
几天之后，从南昌回来的威金斯基，果然向我简单的说：“事态已无法挽救了。”在鲍罗
庭的办公室中，他们两人又展开了争论。鲍罗庭似是以列宁自况，指斥威金斯基充当了反对
十月革命的卡米涅夫和李洛维夫那种工贼的角色。他说到威金斯基南昌之行，既未达到预期
目的，反动摇了反蒋阵线，增长了蒋的气焰，损伤了我们自己的威信。威金斯基也反唇相讥，
指出鲍罗庭的做法并不是甚么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是玩弄手腕的政客行为；其结果将不利
于中国革命和苏俄在中国革命的地位。
鲍罗庭知道我是支持威金斯基此一行动的，因而特别指出我与威金斯基主张的不同，以
减少贯彻他的主张的阻力。他说明他明白我虽也不愿革命内部分化太快，但清楚知道反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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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势成骑虎，不能退缩；所以我老早就要求中共中央迁来武汉，集中力量来应付这场斗争。而
威金斯基却一味在那里唱反调和摇摆不定。鲍罗庭最后还是劝告威金斯基，说他的调子事实
证明是唱得已经迟了，现在是不能有所选择了，如果大家同心协力照他的政策做下去，结局
也许不会如威金斯基想像的那样恶劣。
威金斯基终于无法扭转鲍罗庭的做法，怏怏的返回上海。他行前曾向我表示，中共中央
不在这里，是无法限制鲍罗庭的行动的。他确认中共中央有迅速搬来武汉和立即筹备召开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必要。他后悔他这次确实来迟了，以致无能为力。他应允回上海与中共
中央商讨，以谋妥善解决。
可是后来事实证明，威金斯基回到上海以后，也不能很快的改正中共中央所抱“上海第
一”的倾向。它依然留恋着上海，等到它后来搬到武汉时，已在四月十二日上海遭受了大灾
难之后；同时，武汉也已到了“夕限无限好”的时期，难于有所施展了。总之，在后来国共
这一幕大打斗的闹剧中，共方领导上的无力和内部的纷歧，暴露无遗；而蒋介石将军却在那
里采取主动，独断独行的干下去；胜负之数是毋待龟卜的。
①冯玉祥的国民军自一九二六年春为奉直联军所败，便向西北退去，冯本人赴苏俄考察。他的第二军之
李虎部和三军之杨虎部则退守西安，为吴佩孚部所包围；一直等到冯玉样带着苏俄顾问，自俄归国，决心参
加国民革命，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在五原誓师，西安被围已达八月之久。据冯玉祥说，当时他的作战方
略，本有“由南口攻北京”和“解西安之围而出潼关”两条路线，后因李大钊先生的建议，他才决定采用往
西安出潼关的计划，卒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解西安之围。（见冯著《我的生活》第六一九页，上海教
育书局民国三十六年初版。）
②条件全文见宋云彬著《中国近百年史》，第二四七页—第二四八页，新知书店，民国三十七年港版。
第三章清党与宁汉对立
武汉南昌间建都之争迅即转化为军权与党权之争；接着又激荡成为蒋氏所领导的反共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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