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当。
达林知道我素不赞同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因而向我说了上面这些话，可是我的答复也许
使他颇感失望。我曾向他指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只要看看汪面上停泊的那些外国军舰，
就知道革命的主要对象还是帝国主义，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现在都不能谈工农苏维埃政
权。我不赞成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卷入国民党的内部纠纷，也不赞成拿着国民党的招牌去反
蒋；却主张两党党外合作，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争取民族独立，和经由国民会议，
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民主革命的发展中，增强工农势力，才能谈得到土地革命与
社会革命。达林听了我这些话，似很失望的向我说：“那你还是一个革命的阶段论者！”我当
时没有否认这种说法，而且肯定表示革命是应该分清阶段的；但无论如何，中共留在国民党
内总是不合理的，这已经成了中共的桎梏。
达林这种言论，毫无疑义是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反应到
中国来了。他还告诉我：“在武汉的俄国顾问中，也有人赞成托洛茨基主张。”他也说到他们
俄国人中，也曾为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而争辩过。后来，任中国少共书记的任弼时，常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表一些左倾的言论，也许是受了达林的影响。托洛茨基的主
张虽为中共多数领导人所不赞同，但其暗影却是我们间意见纷歧的一个因素。
鲁易的光临武汉，使中共的各种会议流于冗长的理论的辩论。他是偕同谭平山约于二月
底抵达武汉的，他参加共产国际最早，是一颗久负盛誉的“亚洲明星”，他的出来指导实际政
治恐怕是以此次为最重要，最初也受着当时在武汉的中俄各要人的尊重，可是他的特长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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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在于理论的检讨，有时使人觉得他是在背诵他读得烂熟的教条。
在我看来，鲁易的见解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种不同主张的混合体。他赞成巩固武汉左
派政权，支持中共党员参加武汉政府，这是与斯大林的见解相符合的。他特别重视资产阶级
的革命性，对象汪精卫这样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寄予较高的期望，似乎土地革命可以通过这
些人来实现。至于唐生智这样的军人，则被他视为封建的军阀，不应属于国民党左派之列。
他不受革命阶段论的约束，强调加深革命，主张将农民运动推向土地革命。这种观点显然系
出自托洛茨基的理论。他的加深革命的详细内涵，虽未清楚的说明过，但却没有说到要将中
国革命推到苏维埃的轨道上去。
鲁易这些见解与鲍罗庭的作法是相冲突的，因而他们相互间一直是没有止境的争论着，
鲍罗庭从实际政治的观点出发，注重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力量的对比，策划具体措施，以争
取胜利为目标，鲁易则从理论的分析出发，往往着重于原则上应否这样做，似不多计较实际
得失。他们两人并无统属的关系，鲁易是共产国际的执委，那时任驻中国的最高代表，鲍罗
庭则有斯大林和苏俄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不过鲍罗庭究已久任国民党的顾
问，驾轻就熟，是易于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许多时间与鲁易作无休止的辩难。
莫斯科领导的混乱和斯大林、托洛茨基意见的冲突，在在影响到武汉，而且也与中共内
部的意见纷歧纠缠在一起。失败往往又会助长内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后，中共中央的
分歧，就更形激化起来了。瞿秋白首先提出了反陈独秀领导的主张，当时虽没有见诸行动，
但确已引起了中共中央同志们心理上的不安。在中共中央迁来武汉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威金
斯基是较早到达的。在“四一二”后的几天（陈先生尚未到达），由于瞿秋白的主动，约集鲁
易、威金斯基和我四人有过一次重要的会谈。谈话时，瞿秋白曾以愤怒的语气，表示中共中
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武汉的同志们积极反蒋，中央却对蒋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
的严重打击，广东同志们早已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这些都是丧失了中央领导威信
的严重危机。但这种危机是被人（他指的是威金斯基）掩盖了，莫斯科因而无法知道详情，
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先生而言的，也联带的指责威金斯基。
威金斯基那时已屡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惨败，似令他有点负咎良深的丧气心情，只轻轻
答辩说，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过严重危险，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内部意见有甚么重要分歧。
我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见，认为不仅要讨论中共中央内部的危机，更要广泛
的检讨中国革命的危机。但我当时却劝告他应该着眼于大局的发展，分清先后缓急，目前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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