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部下许克祥等也不会违反唐的意旨而行事；要因而不相信这种风声的真实性。这些天真想
法使许克祥轻而易举的获得意外成功。
长沙所发生的事，立即震动了武汉。当时许克祥曾截断湘鄂边境岳州一带的交通，使我
们在武汉的人得不着真实的消息；而陷于混乱中的湖南区委在被封锁的情况下，也无法立即
向中共中央报告。武汉纷纷传出消息，都说许克祥如何节节胜利，甚至说湖南给他全部控制
了；工农势力虚有其表，不堪一击云云。这些夸大性的风传，使武汉当局不敢贸然有所决定，
我们这些中共同志们也不敢对扭转湖南的局势存有甚么奢望。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悲愤，有的捶胸蹬足的说，湖南有四百多万有组织的
农民，三十多万有组织的工人，五千支枪以上的工农武装，还有几十万的农民梭镖队，竟会
束手待毙。难道湖南区委这样缺乏警觉性，没有想到夏斗寅的叛乱给予湖南的影响吗？难道
他们没有接到中央要他们提高警觉的通知吗？长沙城内也有上千支枪的工农武装，只要有戒
备，还可乘势解决许克祥，现在应严令湖南区委迅速削平许克祥部。有的则觉得在许克祥先
发制人的举动以后，反击恐已难操胜算；不如先弄清情况，再决定行动的步骤。
国民党的人士，从汪精卫一直到下层的干部，多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甚至不少人认为
这是中共闯出来的祸。他们埋怨中共，不及早切实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不约束他们侵
犯军人家属的行动，以致激成这次的事变。他们批评湖南工农组织虽然庞大，究竟是不堪一
击的乌合之众。他们不赞成国民政府出而制裁许克祥，以免失去军人的支持。这确是一个关
键所在，使所谓国民党左派暴露出其向右的倾向；他们似觉得除随着代表地主利益的军人们
走以外，是别无选择的。
对于鲍罗庭，马日事变无异是一颗正中要害的炸弹。他十分震惊，而又无可奈何。他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现在事情是弄糟了，许克祥已经占了上风；如果我们发动反攻，这将
是一场战争；既无胜利的把握，又将增加武汉局势的危机。幸好唐生智还不赞成许克祥的行
动，许也表示仍然服从唐生智，因此还有转圈的余地。他提议由他会同国民政府的代表，前
往长沙先行调查，以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傅能维持武汉的大局。我们的中央在无办法中，
也就只好接受了鲍罗庭这个建议。
鲍罗庭大约是在事变发生后的翌日，向国府要人们表示，长沙的事变不过是一个地方事
件，国府似乎要派大员前往调查，他愿偕同前往，设法平息双方的争执。国府要人们在无办
法中，认为这是一个差强人意的办法。于是武汉各报大肆宣传，“鲍顾问愿亲往湖南，调查长
沙事件”，成了安定人心的一帖药。可是许克祥表示拒绝，使鲍的长沙之行，也无法实现。不
到几天，武汉政府派往长沙去的调查团谭平山陈公博等，行至岳州，也被许克祥挡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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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许克祥这个实干军人，不理武汉政府那一套；以一不干二不休的精神，继续展开他的攻
势。他乘势联络了留驻湖南的五个团，一致反共。他进而占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另行组织
了一个“护党委员会”，实行清共③；其做法与蒋介石在上海等地的行动如出一辙。他指派大
批土豪劣绅为清乡委员，协同军队，分赴各县，实行清乡，用比农民协会对付土劣还较残酷
的手段，来实行报复。
中共湖南区委在马日事变后，曾通令各县农民协会率领农民武装，向长沙反攻，声讨许
克祥；后因接到中共中央“应由国民政府和平解决”的命令，临时又发出停止进攻的指示。
平江浏阳一带的农民队伍因没有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依原计划向长沙逼进；但因步调不一
致，致被许克祥部所击溃。这件事后来成为中共内部的一个大争论。湖南区委说他们原持坚
决斗争的原则，但为中共的命令所阻止。而中央有些同志则指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等，没
有事先防范马日事变，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五月二十九日，唐生智公开发表了转变态度的通电。他表示反共，电文中指出“湘省党
务悉为跨党暴徒及本党不良分子所操纵”。他一改向来容忍中共在湖南活动的态度，表面上是
受部属要求的压力和马日事变既成事实的影响；实际上似是大势所趋，他个人蕴藏于内心的
真意，到了可以表面化的时候。他仍希望捧着汪精卫反蒋，他的反共态度的表明，是否事先
得到汪的同意固是疑问；但汪从此采取向右转的态度，则是明显的事实。武汉整个局势的转
变，也以此为标志。唐生智再不是鲍罗庭的支持者，而是汪精卫门下“被夹攻中”的健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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