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员实行退出国民政府时，共产国际还是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但对于万一国民党径
行分共，中共应如何应付，则并未有任何指示。共产国际为甚么要如此？是要中共伙同一些
剩余的左派打着国民党和孙中山的旗帜，反对汪精卫等叛徒？抑或是要中共付出更多的让步
代价，以阻止汪精卫的分共行动？亦从未加以说明。
我们觉得共产国际这些指示，其用意是要中共不计成败留在国民党内，使汪精卫等不便
立即分共。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单相思，汪精卫决不会因此而罢手。我们中有人觉得共产国际
要中共这样做，是为了使苏俄人不致完全退出中国，避免苏俄的国际地位更加恶化，此一目
的即使办不到，也不要使那些俄顾问不能够安全回国。由这种推测出发，就会觉得莫斯科主
要是在为苏俄的处境着想，而不是单纯为着中共前途的利益着想。
当中共中央不得已于七月十三日发表宣言的时候，我们都预感到暴风雨即将降临。汪精
卫那时虽已放任那些反动军官，到处摧残中共和工农团体，但他口头上的调子，还是“和平
分共”。中共现在发表这个反抗的表示，汪很可能立即改采公开的压迫手段。因此，我们采取
紧急步骤，使中共中央组织能安全的转到地下去。至于此后应当采取何种方针的问题，在中
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鲍罗庭已不肯贸然有所主张，这就增加了中共中央的傍徨。
七月十三日晚，鲍罗庭和瞿秋白悄然由武汉到庐山去了。他们这次的行动，我事先不知
道；他们似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十四日早上，我到鲍的寓所，见着铁罗里，才知道鲍罗庭
和瞿秋白已经走了。这时铁罗里正为鲍罗庭收拾各种文件，结束这个顾问办事处。铁罗里原
是我很熟识的，他一直任总政治部邓演达的顾问，也是鲍罗庭和加仑将军的主要助手；因此，
在此紧急时期，他能为鲍罗庭料理未了事务。
铁罗里是个富有文人气质的军人，这时也显得有些意乱心烦，六神无主了。他以急躁的
口吻说到他个人的看法，他主张现在应该拥护邓演达做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公开反对出卖革
命的汪精卫。我告以我已好几天没见着邓演达了，据说他要离开武汉；因此，我觉得他此时
似不会挺身出来硬干。我还说明从策略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转入地下，能影响第四军的，已
不是邓演达，而是汪精卫；如果我们立即公开反汪，不仅我们的安全有问题，在第四军中的
中共党员更可能遭受到猝不及防的打击。
铁罗里听了我们的话，很不耐烦，竟质问我：“你还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只得向他
解释：邓演达是我们公认的一个有作为的左派人物，汪精卫也是我们所共同唾弃的。现在的
问题是奋斗的步骤，换句话说，是中共独立的干，还是拥着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来干的问题。
但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邓演达愿不愿出面硬干，有没有国民党左派人物和我们一同奋斗，中
共总是要继续奋斗的。铁罗里这才没有话说了。但他的这种表示对我当时的情绪，确是相当
重大的刺激。我在设想：我们已往这一段披荆斩棘的努力，因莫斯科的政策以及其他主观和
客观的因素，而致失败；难道领导我们的莫斯科，会将这一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套在我们
的头上吗？我有些怅惘！
鲍罗庭的匆促离去，是表示他已不能影响武汉的政局，要去办理返国的各种手续；似也
是有意避开国共分家的风潮。与鲍关系最密切的瞿秋白，是为了健康不佳，需要休养，而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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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同前往庐山。但人们总觉得他在紧急关头，不辞而去，不免有逃避责任之嫌。后来事实证明，
他主要是与鲍罗庭计议今后中共领导的改组问题。
鲍罗庭在鲁易、威金斯基等人走后，对莫斯科的指示特别显得奉命唯谨。他在这一段时
间里，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企图形成新的左派，来阻挡汪精卫等的分共行为。
他也明知这时要邓演达等取汪精卫的地位而代之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此可能，他也许不惜再
来一次冒险，所以他联络宋邓陈等的目的还是偏于消极性的。他显得心情苦闷，没有已往放
言高论的豪气。他的走，也使中共和莫斯科的关系一时中断了。
七月十四日，陈独秀先生也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不再露面了。我和铁罗里分手以
后，曾去看陈先生，也已找不着了。他的秘书任同志（恕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告诉我，陈
先生不宜再出面，一切可由他联络。这种曲终人散的景况，使我难过万分。我曾愤慨的说：
“难道中共就这样散伙了吗？我是绝不甘心的！”
七月十五日，陈独秀先生曾有一封简单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无法继续工作，要求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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