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说不上在武汉领导起一个足以推翻汪政权的政变。湘鄂赣等省农民运动受着反动军队和土
劣地主的联合进攻，也已支离破碎。剩下的农民武装，都向较偏僻的地区集结，从事微弱的
反抗。我们剩下的可靠资本只是叶挺所统率的一师和周士第的独立团，这个部队正开往南昌。
我们很珍视这点资本，希望以此为主干再配合各地的农民武装，竖起反抗的旗帜。
暂时移到武昌办公的中井中央，因人手的分散，显得相当零落。实际主持工作只有我和
周恩来两人。蔡和森是病了，不能任繁重的工作，而且准备潜赴上海。李立三、谭平山、林
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重要党员先后到南昌去了。大批的中共党员乃至一些仍与中共合作
的国民党左派，都向南昌汇集。他们有的是借着第四军的掩护，由南昌转地潜伏工作；有的
是暗藏在叶挺部队中，准备必要时实行反抗。
我们的工作紧张而繁重，困难重重。当时经费缺乏，我们在忙着督促那些在政府任职务
的同志们，不择手段，张罗一些款子来，作为我们疏散党员之用。众多的中共同志们都要在
几天之内，依据他们的自己选择、工作的需要，和他们自己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分别驰赴
各地。这些人的任务和交通问题，都要一一具体为之解决。
毛泽东当时表现了他的奋斗精神，启动选择回湖南去，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任务。我们
原分配他到四川去，这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亦由于四川也是大有可为的地方，尤其是关于
农运的发动。他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
运就此完蛋。我们当时很高兴的接受了他这个到湖南去的要求。这也许就是他后来被逼上井
冈山的起点了。
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的处理纷繁
的事务，任劳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志们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经手。他之获得一般同志
的敬重，地位的日形重要，也是从此开始的。
我的大部分时间则花费在与一般同志的谈话方面。当时，紧急疏散，不免使一般同志有
逃亡的感觉。振奋他们的精神，乃属十分必要。我分别向我的同志们指出，中共虽然暂时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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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败，仍有胜利的前途。国民党抛弃了孙先生的革命理想，将会四分五裂；将来可能有汪记胡
记落记等国民党出现，国民党的军人仍将如北洋军阀一样，混战如故；统一中国、反对帝国
主义和解除人民痛苦等革命任务，他们是负担不起的。我们只要接受失败的教训，团结在党
中央的周围，继续努力，是可以肩起革命的重任，而底于成的。
就由于我们这几天不懈的努力，党内的一般情绪逐渐趋于安定；中共的生机似乎又蓬蓬
勃勃起来了。两三天之后，中共中央的工作更有秩序；一切都可以顺序推进。
于是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进取的建议。他指出现在大批同志都随第四军行动，万一第四军
的将领张发奎等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们将被一网打尽。他觉得与
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他说刚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
暴动。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
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
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这一点也是他始终坚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情况
较为熟悉。他认为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
以与苏俄联络。他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
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
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质的接济等等。所有这些似都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在周恩
来看来，尤以莫斯科的接济最为重要。
时机紧迫，不能多所讨论；我们两人因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
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叶挺等为委员，根据周恩
来同志提出的上述计划，相机处理一切。周恩来约于二十日起程到南昌去了，中共中央由我
看守。这也是中共中央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所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
当时的局势，微妙而不易捉摸。大约在二次北伐胜利后，唐生智、张发奎等由河南回师
武汉的时候，左派人物中，特别属于广东籍的，就暗中酝酿返回广东去的想法。以第四军中
一班将领而论，心情大都苦闷，有点类似当年太平天国内哄时的石达开。这班将领大多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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