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联带的责任，如果我们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且将被一般同志们视为违背道
义，那里还有甚么威信来继续领导。
我们就这一问题作竟夕之谈，除了大事发泄积愤外，今后究竟怎样办是急待解决的大事。
我确是显得激动，大有不再理会共产国际，中共自行其是的想法，秋白则较为冷静，往往乘
机提出些难题，指出我们力不从心，不可能脱离或疏远共产国际。秋白强调他和鲍罗庭的协
议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于道义。我则不以为然，主张实际政治需要与真理和道义
同时兼顾。
我似难于自我抑制，积愫不吐不快，也顾环得说出的话会产生甚么后果。我们当时所谈
及的事是很广泛的，不好听的话自然也不少，事隔多年，我所能大致记忆的，约有下列各要
点：
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无论如何是洗刷不掉的。中共同志们常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形，
这句话对极了；本来整国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圈子内，从马克思直至现在，对于遥远的亚
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急功近利，投机冒险的急就章。它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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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革命的观点出发，总想在中国拚揍起一个大革命，打击帝国主义，声援苏联，自然不易恰如
其分的了解中国，甚至忽略了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是甚么，所能做到的又是甚么。因此“盲人
瞎马”、“闭门造车”、“削足适履”和“握苗助长”等等毛病就都发生了。
共产国际这种错误指导，主要表现在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上。我们不满共产国际的
指导，向来不愿多所牵涉。共产国际不应当轻率的废弃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为这
决定是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而又富于中国情调的。其次不应当利用孙中山先生笼罩和
统率中共的意图，乘势强迫中共全面加入到国民党去，企图混水摸鱼。等到这个政策之实行
发生了毛病后，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顾一切，硬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因而弄到不可收
拾。
国民党的领导人物汪蒋胡诸人，大致说来，干国民革命都颇起劲，而且是有深厚传统的。
他们和苏联做朋友，甚至“以俄为师”都可以，但不会让莫斯科牵着鼻子走。在国民革命道
路上，他们抱着提携后进心理，大概会容许中共党员为革命卖力，但不会容许中共在国民党
内兴风作浪。这些道理，说穿了，是极其明显的。可是莫斯科的好汉们硬是不安分，抹杀一
切，一厢情愿的企图使“国民党革命化”、“联左反右”，进到“拥汪倒胡”，“黄埔中心”，“革
命专政”事情弄糟了，还要“迎汪反蒋”。这一切不是自讨苦吃的画蛇添足之举，便是损人不
利己的胡闹行为。
这些错误的性质从实行的角度看是左倾蛮干，大都源自莫斯科，它派赴中国的代理人，
更是先后做了许多笨拙和胡闹的事。错误的结果是牺牲了中国革命，整个国民党都先后反了，
国内外反动势力气焰万丈，中共是血肉模糊一片，而且处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形势下，
要图重振，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而且图穷而匕现，反动派的反击已打到苏联身上去
了。这就是瞻前不顾后，一味左倾蛮干的报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光明磊落的自
我检讨，寻找出错误的根源作为鲜血换来的教训，真是没有天理！
我们不能说共产国际指导错了，似乎中共中央就没有错，更不可有推卸责任的想法。主
要之点是幼稚的中共无论那一方面也不够成熟，它一直是从错误中学习而长大起来。由于幼
稚，发生了错误是不能过分原谅的，因为这会妨碍学习；不能正确的学习失败教训，那是错
误之尤。有人说过，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共根本就干不起来，中国革命不会这样轰
轰烈烈，而且错误也会更多些。这种说法也对，但不能因此就不去检讨共产国际的错误。应
站在国际立场上，严正检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错误，注视在中国所获得的教训，不再重蹈覆
辙，而走向成熟之途。
中共中央的错误领导，同样是严重而又是多方面的，我们身历其境，知道得更清楚。它
同样对中国革命认识不够，不能提出自己的主张，更不能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定，
在奉命唯谨的执行指示时，也不能迅速发现错误；即使我们自己有了独立主张，也不敢自信，
更不能据理力争，老是服从指导。在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中，我们犯过很多左倾幼稚病，中
央老是多少予以原谅，马马虎虎，积累下来，酿成武汉时期工农运动的过火。在紧急关头，
即是上海清共和武汉反共的时候，又表现软弱无能，形成凌乱溃退之局，以至不能支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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