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阻止暴动的举行，究竟有点不够味。因而含混其词，不肯明白说出前线同志们须遵从国际
电令立即停止发动的话。
我看清当时情况，立即回答：这任务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
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最好也不要让我舍弃中央工作而去，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
请他去好了。（王一飞当时在中央秘书处担任重要工作）。罗明那滋有点着急的说：派去的人
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使命，立刻起程，仓促间是
不易做到的。罗明那滋这种口气是要催促我去。于是瞿秋白与李维汉都向我说，还是你去好，
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他们两人这种轻描淡写的语调，与罗明
那滋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当时的心情异常尴尬，首先，我觉得现在要奉命去停止我赞成过的事，究竟有点不合
适，再者我实不愿此时离开中央和不能参加中央扩大会议。我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
希望并为此苦思焦虑，现在共产国际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人勿卷入漩涡，而且不肯暗
中在经济上有任何支援，这就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何况莫斯科还有此一阻止的电令，将来
南昌暴动惨败了，中国同志还要负担违令蛮干的罪名。如此一想，我深为中共前途和在南昌
九江一带苦干的多数同志们耽忧。我又想到加仑将军的提议大致是行得通的，也只有照加仑
的提议做，才能多方面关顾到。老实说如果我当时辞绝任务，实在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负担
此一重任。因而我又觉得义不容辞。
为弄清我去的任务，我曾向罗明那滋以质问式的口吻说到，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
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甚么意思，是不是对国民
党左派还抱有希望，或者幻想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还能表演出一些新花样。
罗明那滋听了，显得有点丧气的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
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
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他又语峰一转，扳起脸孔说：我们在
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
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
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
点认识不够，今后不可再如此了。
罗明那滋明白表示了遵令阻止南昌暴动的意向以后，瞿秋白和所有到会者都表示对他支
持。在讨论中又一致认为，加仑的提议是可行的，应尽量争取其实现，如果做不到，那就只
有将第四军中的同志们和聚集在南昌九江一带的同志们分派到农村中和各地方去工作。会议
当即决定一切由我会同前敌委员会相机处理，处理好后，我仍须尽快赶回中央。这样我才答
应当晚赶赴前线。我并提出万一因时间或其他原因来不及阻止南昌暴动，又应如何。罗明那
滋等除表示应坚决阻止外，不愿对这一问题作负责的表示。
后来南昌暴动并没有被阻止住，而终于爆发了。在共产圈子里，谁也不好再说南昌暴动
不应当举行，更不愿提到曾经被阻止过的事。共产国际和其代理人以及中共中央的首脑瞿秋
白等，都觉得曾经阻止过南昌暴动，究竟是不够体面的事，如果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中宣扬出
去，更要引起许多是非。因此他们再不愿提起这件事了。笨拙的瞿秋白等还曾颠倒是非，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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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以否认和强词夺理的予以曲解，硬将我这个奉命行事的人陷害一番，诬指我假传圣旨，私自
阻止南昌暴动的举行。这是中共内部从未有过的一次大黑幕，下文我还要说到的。
我于七月二十六日晚（即会后）匆促搭上了长江轮，离开了这个有过“赤都”之称的武
汉，这也正是武汉政府快要落幕的时候了。“分”共已进到“驱”共的阶段。各级党政军机关
里的中共党员都已陆续退出，中共的组织也已转到地下去了。这个“赤都”的街头，仍有一
些中共秘密散发的传单和工农群众一些抗议性的零星行动，在那里点缀着革命的余波。
曾是武汉时期主角之一的鲍罗庭，迟我一日在武汉要人们有礼貌的欢送声中，从大智门
车站搭上了京汉车，向西北驰去。他这次从庐山经武汉西行，并未与中共要人谋面，似也未
再与闻武汉政府和中共的事。其心情恐怕是够凄凉的。他这个锋芒毕露的策略家，在中国革
命中确曾煊赫一时，但他口袋里的“草”究竟有限，莫斯科的“紧箍咒”不容他自由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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