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共产国际的死公式，危害了中共，也损伤了中国革命。这种死公式就是：国共合作
完蛋了，继之而来的便应当走苏维埃之路；民族解放运动解体了，继之而来的应当是进行土
地革命；蒋介石反动了，似乎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完结了，继之而来的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
由这些思想出发，于是自欺欺人的飘飘然起来，运用所谓辩证法，强调土地革命与苏维埃，
强调反对蒋介石政权，认为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最主要工作。谁知这个革命目标的转移（由
对外转到对内），竟帮助了日本的侵略势力，也几乎完全断送了中共。直到不可收拾之时才放
弃苏维埃，要求蒋介石容许它“一致抗日”。所谓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也就是苏维埃运动破
产的明证，这些事我在下文要详细说到。
现在让我从南昌暴动说起。“八一”南昌暴动，是中共对国民党分共的武力反抗；名义上
虽仍以传统的国共合作相号召，实际则纯由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这一暴动，由中共政策转
变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暴动失败之后，中共也就走上了苏维埃运动的
新时期。中共暴动政策，也是由这一次开始，而且一开始就充满了冒险色彩。由此发展下去
的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等，更走到了可怕的盲动路线上去。这在中共的记载中，是由右倾
机会主义这个极端，走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另一极端。但我要修正一下这句话，中共加入国
民党这一实际政策，根本是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承认这一点，只枝枝节节
的批评过这一政策实行方面的一些错误罢了；苏维埃整个政策，根本就是盲动主义，共产国
际和中共中央也不承认这一点，同样只是枝枝节节的批评过某一些明显的盲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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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上面这些批判之词，并非自诩我有先见之明，而是在痛苦的经历中体验出来的，而且相
信这是公平而合理的。当我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晚踏上长江下行船，由汉口往九江时，
我的心情很不愉快。我痛恨大批共产党人的被杀害，觉得非奋起反抗不可，但又认为南昌暴
动并无成功的希望，不免有进退两难之感。我本来不满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又无法脱离共产
国际。我深刻体会中共混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大错特错，但现在改弦更张，对未来的局势发
展如何，实在有点茫然。共产国际，对南昌暴动采取置身事外和阻止的态度，罗明那滋的左
倾蛮干，瞿秋白的取巧作风，无一不增加我心情的不安。总括的说，愤慨、反抗和苦闷、思
想模糊不清，以及对暴动失败后可能引致的严重后果的顾虑，各种复杂心情交织在一块。在
无可奈何之中，只有加仑将军的那种苦心孤诣的建议，给我一些解脱。我总在设想，中共的
军事势力与张发奎所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全部共同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应当争取其实
现。
二十七日早晨我到达九江，当时九江码头很为拥挤，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都
由武汉来到这里，大部分候车转赴南昌，也有些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流上海等地。他们大都在
那儿对时局发展交换意见，中共的要人们也乘机拉拢国民党左派人物，企图为南昌暴动增加
声势。这里也是一个军事转运站，第四军正由武汉经九江转赴南昌。我很快在九江找着了贺
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的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廖乾
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和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同志举行会议。简略告诉他们二十六
日中央常委会议的经过和决定，他们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尤其是恽
代英表现得最为激昂。
当我追问恽代英为甚么不能重新讨论时，他表示没有必要等候我的来到再行讨论，因为
事情已经决定了；并进而怒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他曾说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
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它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
忽然又来了甚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他强调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
共中央，按照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他也曾威胁过我说，如果我再动摇人心，就要打
倒我。
恽代英这种愤怒的发言，曾使我为之变色。他平时是一个正直而有礼貌的人，对我一直
很友善，对人没有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我听了他
这些话，当时百感交集。他坚持暴动，显然积压已久的愤慨到此时才坦白发泄出来。我也佩
服他这种坚毅精神，自愧没有能够用他的蛮劲去对付罗明那滋。我也感觉到，中共中央和我
自己的领导威信，已经丧失了。我当时在难过的心情中，不愿作任何解释，只说这件事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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