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远东各国的代表，以及列席的和旁听的，远东各国在俄侨民代表和学生，一齐计算在内，
约有一百六十余人。由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夫（Zinoviev ）宣布开会以后，大会旋即推举列
宁、托洛斯基、片山潜、季洛维夫及斯大林五人为名誉主席。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沙发洛夫
（Safarov），美、印、匈等国的共产党代表和远东各国的主要代表等十六人被推为主席，我
也是其中之一。
大会议事日程是：一、由季洛维夫报告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结果；二、各国代表报告；
三、由沙发洛夫报告共产主义者对民族和殖民问题的立场以及共产主义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
作问题；四、宣言。从一月二十一日到二月二日，共举行了十二次会议，除按议程进行外，
还有苏俄各机构的代表和一些西欧各国共产党代表在会发表演说，致祝词或集体献旗等等，
点缀得全场空气颇为热烈。
开会后几天的一个晚上，施玛斯基偕同共产国际一位英文翻译爱芬（此人后来任斯大林
秘书），邀请张秋白、邓培和我三位中国代表以及朝鲜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里姆林宫。经过
两次卫兵岗位的查询，由施玛斯基出示通行证件，向之说明来意后，我们的车子就停在一座
办公大厦的门口。约九点钟时，我们被引到一个小客厅里，施玛斯基这才说明此来是应列宁
的约见。
须臾，列宁就从隔壁的办公室过来接待。他出现时朴实无华，毫无做作，完全是个普通
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革命最高领袖。经过施玛斯基的
一番介绍之后，谈话便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张秋白首先要列宁对中国革命作一指教。列宁很直率的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
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甚么，因此
不能随便表示意见。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并
未多加说明即作肯定表示：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宁旋即以同样的问题问我，并
希望我能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我简一单的告诉他，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
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
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
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对于我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接着他又询问金奎植有关朝鲜革命运动的情形。金奎植的英语比我们说得较为流利，作
了一番相当详细的陈述。列宁也对他表示一番鼓励。继之，列宁与施玛斯基用俄语交谈；我
们从旁观察，看出他们的情态十分亲切。据我所知，施玛斯基还是在一九○五年以前见过列
宁，此后就再没有会过面了。此次相逢，他们畅谈着别后境况，以及西伯利亚远东一带的和
这次大会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那位自命不凡的施玛斯基对他的领袖极其尊敬，但也极其自然，
而列宁对施玛斯基似也充分流露着友爱神情。这种亲密的同志关系，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俄国，
再也不易发现了。那时，列宁似患重听，也许由于我们的英语说得太坏，更使他难于听懂。
他在谈话时，总是倾斜着头向发言者靠近，眼睛里充满自信的光芒，全神贯注，一个字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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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肯轻易放过。爱芬的翻译如果有一个字不甚恰当，他就和气地加以点明；如果我们说话的意
思不够清楚，他也要问个明白，看来他的英文程度比在座者都要高明些。
告辞的时候，列宁以亲切的态度双手紧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向我说：“铁路工人运动
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
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邓培这个朴实的工人领袖，听
了我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作为对列宁盛意的回答。列宁睹此，也露出乐不可支的
笑容。
这次谈话因为翻译的费时，花去两小时以上的时间，谈话的内容却很简单。我们一行四
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使大家事后称道不
已。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唯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
纯正的教主。我从未在其他的苏俄领袖身上看见过和列宁同样的品格，好像他们都染上了一
些其他的味道，如官僚气、俄国味之类。
列宁一开始就向我们提出国共两党能否合作，显然是他所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远东
劳苦人民大会上，中国问题的中心是各派革命势力的团结；不用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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