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说到武汉时期敌我力量对比这一点。似乎中共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曾导致革命失败，因
而失败的责任也应由中共中央完全负担。难道这种批评是恰当的么？我继续表示我不否认中
共中央在武汉时期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是必须纠正的；但如果纠正不得其当，又会诱
发另一种极端的左倾错误。
我继而检讨南昌暴动的问题，指出这是我们在武汉末期停止让步，转而积极反抗的严正
表现。当时罗明那滋根据共产国际由布哈林同志具名的电令，要我亲自赶赴南昌，阻止暴动
的举行，我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的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旨。后来，南昌暴动因事实上
无法停止，终于发动了。但南昌暴动失败后，瞿秋白中央竟抹煞事实，指斥我没有坚决领导
南昌暴动，反假传圣旨，予以阻止。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接着我郑重质问：现在，我要
请问布哈林同志，究竟有无拍发这个阻止南昌暴动的电令？还要请问当时在场的瞿秋白同志，
为甚么在要我去南昌阻止之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我假传圣旨呢？
我又根据事实，批评瞿秋白中央儿戏暴动；把过去一切，不分青红皂白，都当作机会主
义来掩饰种种可笑的行为，反自诩现在的中央是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指挥部。因此，我讥笑瞿
秋白中央，它何曾是暴动指挥部，只不过是不高明的“暴动编辑部”而已。
接着，我申述对中共中央政策的看法，指出在暴动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形之下，不能任意
暴动，而应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实力。又由于现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更不应有轻率冒险
行动，而应保全实力。可是，中央的方针恰恰相反，不注重团集革命势力，只图急功，不断
暴动；即在广州暴动严重失败之后，仍认为革命潮流在继续高涨；制定两湖暴动计划，坚持
继续不断的暴动，这简直等于自杀。
我认为争取群众的机会很多。并着重指出今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激起了全国性
的反日浪潮，瞿秋白中央竟认为这种反日运动，会帮助国民党和蒋介石，因而采取消极态度。
虽然我和上海的同志曾表示异议，要求中央领导反日的群众运动，但中央仍置之不理；这简
直是放弃争取群众的机会。中央似认为实现土地革命的暴动，才是主要的工作；但对反日反
帝国主义则不予重视。可是，我要问我们甚么时候取消了这个反帝的根本任务。在我看来，
反日并不会帮助蒋介石，恰恰相反，不仅可以将群众团集，在中共反帝旗帜的周围，也可以
打击压抑反帝运动的蒋介石。
我说到这里，布哈林皱皱眉，摇摇头，惊叹着说：原来是怎样的！你先从这里说起就好
了。我接着表示，故事还多得很，我只能说个大概。工人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原
是我们久已适用的原则，但瞿秋白中央却否定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日常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在农运方面也是一样，只希望农民武装，攻城略地，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表面胜利，忽视农民
的组织和各种程度的经济要求。至于中共本身则已沦为支离破碎之局，我们除了遭受敌人的
肉体摧残外，又遭受中央错误政策的蹂晌。现在中央为了推行它的错误政策，实施强迫命令
和惩罚手段，因而党内滋生一种离心的倾向；党内民主也已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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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我陈述了这些意见之后，更坦率指出瞿秋白中央犯了严重的盲动主义错误；我虽屡次提
出建议，企图纠瓜，但均为瞿秋白所拒绝；因而我曾十分愤慨，准备采取行动，反抗这种错
误政策，直到共产国际直接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的大会，我才决定停止反抗，到这里来陈述自
己的意见。我也并不想算旧账，而是希望错误能获得纠正，并规划出今后所应采取的路线。
我记得在这篇演说的末尾，我曾说：“这就是我这个被指为反共产国际的人的真实意见。”
我这篇演说，虽没有预先拟好底稿，确是理直气壮一气呵成的。所有到会者，无论赞成
与否，都认为是一篇中共反对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后也曾表示所获甚丰，认为再无征求反
对意见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俄国同志，看了我这次演说的记录护向我表示：
这是一篇奇佳的演说，刻划出中共的真相；但他指出，惟一的缺点是没有更明确的提出自己
的积极主张，他希望我在大会的正式发言中，补充这一点。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六月下旬正式举行。到会的代表共三十余人。莫斯科的中共留
学生出席旁听的约有十余人。大会开幕以后，由布哈林向大会作主要报告，题目是“世界革
命形势与中共的任务”。他在这篇冗长的报告中，花了很多时间答覆我所提出的意见。他的这
篇报告，成为这次大会政治决议的基础。他的种种表现，给我和其他同志以深刻的印象，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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