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论断被忽略了，是这次大会最大的失败，也是斯大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个恶果。决议文
中还进而武断地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
以前是削弱并动摇军阀制度的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
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后来的抗日战争这个事实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于当时托洛斯基主张中共不应搞苏维埃，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力争民主之说，更没有
讨论过。因此大会决议并没有证明中共此后非走苏维埃道路不可，也没有详细说明它的发展
前途。
苏维埃这个公式似是既成事实，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国民党左派政权这个政治斗争目
标，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又树起了苏维埃这面旗帜。而且，没有人愿意出面抹煞这个既成
事实，发动从新检讨的讨论，因此，讨论的重心就转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发展前途。
即是说，这次大会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农村苏维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发展。
斯大林在回答中国农村苏维埃存在的意义时，曾说过一些有趣的话。在这次代表大会前，
据说斯大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情势下，许多中共党员跑到偏僻的农村去，组织
农村苏维埃和从事农民武装是有好处的，即是较易于保存一部份干部和一部份实力。不久斯
大林又补充说，中国不统一，而交通又极不发达，苏维埃和红军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
四川的刘存厚，帝制余孽，守旧的军阀，弄到形单势孤，还能凭藉少数兵力在四川绥定地区
盘据了十几年直到现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从斯大林这些话看来，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苏
维埃运动之缺乏信心，简直是近于悲观程度了。他不敢提到孙中山曾据广东一隅反抗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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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甚至没有提到其他许多割据称雄的事例，却举刘存厚处在极偏僻地区的最反动割据以为例，
实在耐人寻味。
“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句口号似是万应灵药。因为这个新名词第，可以挡住“割地自
雄”、“反动割据”和“分裂国土”这一类的指责，再则它可以随意解释，便于盲动主义者和
斯大林的徒子徒孙们—米夫派—乘机走私，以图近功。这句口号，在这次大会中讨论得极多，
瞿秋白曾利用这句口号，多方掩饰他的盲动主义，似乎不管革命形势是否高涨，只须利用国
民党内部的混乱和军阀战争，就可在乡村大搞苏维埃，并把这些散处各乡村苏维埃集合起来
包围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端么？米夫和他的门徒们表面虽不多说，心目中
总以为中国土地革命涵藏着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凭此找出中国革命的捷径。因此，后来
特别强调巩固苏维埃区域，和积极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组成，也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具体
表现。我对上述观念批评最多，一直坚持土地革命须与反帝相配合，如果没有全国革命形势
的高涨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次大会的决议文虽将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革命军，看作是农民斗争，
也并不将他看作革命政权，还警告不可对它估价过高，因为它的力量还很小。但在另一方面，
这决议文却判定：“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是
革命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根据这个假定又进而说到：“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
表会议的宣传口号，将要如何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这些论断便是后来整个苏维埃运动的理
论根据。由于米夫瞿秋白等在草拟决议文时上下其手，这次大会没有扭转忽视反帝的倾向，
特别漠视日本侵略的危险；更抹杀了国民党反日本侵略和作为民族派的积极效能；又夸大了
土地改革的作用，错误地移植了苏维埃这个政权公式，因而先后酿成了中共内部许多纠纷。
例如立三盲动路线，米夫、王明的苏维埃路线，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和我自己对中共中央的反
抗等等。
除以上说到的政策的漏洞外，大会另一个重要表演，是促进了党的团结云云。但这只是
表面的文章。我们一致通过了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除陈独秀因未到会落选外，中央委
员包括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项英、顾顺章、邓中夏、罗章
龙、毛泽东、任弼时、卢福坦、陈潭秋、彭湃、蔡畅、王仲一等，尚有候补委员李维汉、罗
登贤、王若飞、邓颖超、余飞等。
大会闭幕后，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新的政治局：布哈林、米夫等人，
认为这是一件大事，都亲身出席参加。当组织新政治局议案提出时，有一位委员首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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