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扣的著名共产党员，因此，他之不能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是很显然的。至于他是否真有
另树一帜的打算，也还是一个疑问。我和斯大林的谈话，都由瞿秋白翻译，他一直没有表示
自己的意见，这时斯大林转问瞿秋白，对这两个问题，有没有反对或补充的话，瞿秋白大致
表示赞成我的意见。斯大林的神情，似对我的意见颇为满意，也许他认为这两个问题对于中
共今后的决策有重大的关系，因为前者的答案，表示中共还有一些非共产主义的同盟者，后
者的答案，表示陈独秀并不能在中国作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力活动。斯大林之没有否定布哈林
所说的，中共将来仍须与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说法，和没有指示中共加强反右倾，其原因
或许即在于此。
瞿秋白把话题转移过来，逸向斯大林报告了一些东方部最近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的大要，
并说明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予以指示。谁知斯大林却淡淡的回答说：我认为中共第六次
代表大会的决议已经够了，现在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斯大林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使瞿秋白
反右倾的调子，不能不大打折扣。
于是，斯大林转而表示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应首先学习马列主义，他眉飞色舞的叙述
他少年时的故事，瞿秋白在那里听得出神，顾不得翻译给我听。斯大林大体说到他少年时，
在穷乡僻壤中，过着极艰难困苦的生活，直到三十二岁的那一年，才得到马克思《资本论》
的第一册，他如何在警探环伺的环境中，偷读这本“圣经”。后来又如何千方百计找到《资本
论》的第二三两册，和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他花好几年的工作，熟读这些书籍，
才真正的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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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我们经过三小时的谈话之后，我觉得斯大林倒是一位颇具风趣的现实主义者，并不如外
间想像的那样狰狞可怕。可是，他的演绎逻辑是够冷酷的，任何人对共产党一有不满的表示，
就会被目为反共，在街上见着就可能要抓人，即对多年共过患难的同志，也不例外，像陈独
秀这样的老同志、如有不满，也被认为会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是心理变态，也许是过于自
卑。
几天之后，斯大林的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一个给中共中央的指示，
其内容说明中国革命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不可过份估计新的高潮的迅速到来，因而要中共
中央继续执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各点。东方部又依据这个指示信的要点，就中共苏维
埃区的经济问题，对待俘虏问题等，分别作了单独的决议和指示。如经济问题，反对当时苏
维埃区域强迫订定物价的办法，主张随市场价格的变动，予以适当的调节，对俘虏要采取优
待办法，对土匪要采取尽量争取的方针，这些，都是米夫和中共代表团的共同作品，对于后
来中共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斯大林对中国问题虽仍能持较稳重的态度，但对俄国问题则一意孤行。他在一国建设社
会主义的理想之下，锐意发展重工业，不顾一切条件的限制，企图在短期内使苏俄由一个贫
穷而落后的国家，变成强大的工业农业国，他那时正由反托洛斯基主义和反布哈林右派的运
动中，形成个人独裁的无上权威，他的粗暴的蛮干作风，也风行于各国共产党。
就俄国问题上看来，斯大林较之托洛斯基，不仅他是俄共的正统，而且他的主张也是当
时所需要的，并得着较广泛的支持。他的胜利是在反托派的斗争中奠定起来的，从此俄共中
央权力大为加强，斯大林也可以为所欲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斯基、季洛维夫被开除
党籍，托派秘密小组织被宣布为党外的反革命的组织，一九二八年九月已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的托洛斯基，又被驱逐出国，在反托派斗争的过程中，俄共内部就养成了压迫反对者的狂热，
这在反布哈林右派的时候，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在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论中，真理并不一定在斯大林方面，当时，布哈林等似从未获得
机会公开表示他们的见解，即就俄共中央所发布的一鳞半爪的公告来看，也不能说明布哈林
真正有甚么可指摘的错误。
据俄共中央宣布，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三个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征购粮食问
题，于一九二八年春向俄共中央提出要挟性的辞职，被视为罪无可道的行为。一九二八年是
苏俄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俄共中央因建设资金短绌，粮食不足等因素，实施紧急征
购粮食办法，其主要内容是以低价强征一般农民的粮食，并在乡村中组织贫农委员会，实行
没收富农粮食。这件事曾使农村骚动，一般人认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复活。而斯大林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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