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倾压力之下，他们似又觉得不便为蔡和森主持公道，他们无言的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这
就助长了李立三的盲动气焰。
一九二九年夏季，蔡和森来到莫斯科，他保持极度缄默，不愿表示使何意见，也没有向
共产国际作任何的申诉，仅要求在莫斯科学习一个时期。他也绝不向我和瞿秋白等谈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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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内部的事，甚至不轻易与人来往，终日索居在住所中，借助于字典，埋头读书。我觉得我责
无旁贷应为蔡和森作不平之鸣，但他却反对我这样做，甚至声言如果我这样做，他将指斥我
无事生非。
从蔡和森的神情看，也许他觉得在目前汹涌的反右狂潮中，任何人被指为右倾，都会或
多或少的倒霉，那里还有甚么道理可讲！任何申诉都于事无补。我明知这样消极，不合道理，
但客观环境，确是如此，只得作罢。
共产国际主席团和秘书处每次开会都发给我一些文件，通知我按时出席，我常借故请假，
就是前往出席，也从未发言，蔡和森事件发生之后，我更显得意态消沉。这样，我自然使人
认为是反右倾不够积极，但我也不管了。
米夫的行政助手瓦尔格终于来质问我，为甚么不常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不发表一些反
右倾的言论？我告诉他，蔡和森的事我是应当发言的，但我终于保持了缄默，避免在反右倾
中来唱反调，其他的事有瞿秋白发言，也就够了。我猜想他一定将我的话转告他的上司；但
此后也没有甚么下文。
当时，莫斯科的党内斗争，对外国同志还算宽大一点。共产国际首脑中，也有些人不愿
任意给人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我的处境似很微妙，我是人所共知的对共产国际有过不满，
反右倾又不够积极，但也有人觉得中共将来还是需要我的，而且我受过盲动主义的委屈，因
而不愿对我多施压力，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中，我避免了许多麻烦。
瞿秋白当时的处境似乎比我还要苦恼，不仅米夫和他作对，而且反右倾的火也燃烧到他
的身上，他一直自认为奉行共产国际的意旨，可是是非总是跟着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盲
动主义，以至当前的右倾等等祸害，他都沾染上；这使他不无危俱之感。他似觉得中共党内
的纷争还不算严重，莫斯科的斗争才真正是毫不留情，因此，经过鲍罗庭的疏解，他和我意
见上的距离，逐渐缩短了。
不用说，米夫的一举一动是以克里姆林宫主人的颜色为转移的。他似乎觉得莫斯科正在
反右倾，中共就不能专反盲动主义，莫斯科在反富农，中共也就不应例外。他不理会象蔡和
森这类严重的事件，却锐意去找中共领袖们的右倾毛病，他根据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中有联络富农的话，同时瞿秋白也有联络富农的主张，认为这就是他做反右倾文章的好材料。
瞿秋白和鲍罗庭不直米夫所为，他们两人的出发点也许不一样，但一致主张在中国不但
不能反对富农，甚至有时还要推行联络富农的政策，瞿秋白以为如果强调反富农，将使中国
苏维埃运动的基础缩小，可能招致失败的危机。
那时困居在莫斯科的鲍罗庭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本不愿谈现实政治，但为了中国的富农
问题，却卷入了争论的漩涡中。我是鲍罗庭那间大客厅中经常的座上客，我们在中国所建立
的友谊，使我们的谈话不拘形迹；他谈笑风生，娓娓叙述我国的民间故事，也常陪我下棋，
虽然他的弈技比我高明得多。
鲍罗庭熟悉国际政治情况，对中国问题，仍保有武汉时期的观点。他透露出他对中国建
立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并无信心，认为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漫无止境，他设想斯大林终有一天会
回头要中共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重新结合起来，反对外国的侵略。因此，他觉得此时要中共
强调反富农是不了解中国问题的错误想法。
鲍罗庭表示了他反对米夫的见解之后，向我直率指出我和瞿秋白的合作极为重要。他不
赞成瞿秋白的左倾作风，并曾劝告瞿秋白改正过来，他相信瞿秋白不会再反对我。后来事实
证明瞿秋白确实改弦更张了。我和瞿秋白之间，虽没有完全恢复初期水乳交融的友谊，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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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不再向我进攻了。
米夫曾召集一次中国问题的会议，请鲍罗庭就中国富农问题发表演说，在我看来，鲍罗
庭那次演说不算精彩。他站在扩大中国革命基础的立场上，主张联络富农。他的措词吞吞吐
吐，似不便露骨表示不赞成中共现行的苏维埃政策，这样一来、就显得难于自圆其说了。
米夫就利用这个机会施展他的手腕，他二面批评鲍罗庭的主张，认为是矛盾多端的落伍
论调；一面偷梁换栋的将中国富农解释为半封建性的阶层，把反富农的范围缩小，认为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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