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独立团离开了这个区域,白军和民团就要乘机来侵袭。高桥区各地都布满了放哨的单位,
敌人进袭时,顷刻之间,他们就会知道,于是区委和区苏维埃的人员,都擎起武器(自然多
数是梭镖),携带文件包,上山去了:以免在山上办公,一面指挥作战,还要指挥男女老幼“跑
反”(意即掩护老百姓向敌人不宜到的地方藏躲)。自卫军则在敌人的四周骚扰并乘机反击。
因此,敌人不敢分兵深入,有时他们能缴获敌人少数枪枝,有时也遭到失败,人畜被掳去,
村庄被烧毁。
李先念所说的,使我对当时苏区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敬佩他的能干,后来他被调任红
四军某团的团政治委员。从此,我们总在一块对敌作战,他也逐渐成为红四军少数领导人之
一。
十一日清晨,王团长率领这一营人护送我们继续北行。徐政治委员则率领其他人员留驻
高桥区,办理该团官兵所需夏服等类的事。我们当天的行程是八十华里,北行二十五里后,
便出了高桥区境,要通过约五十里的“灰白区”,然后才能到达七里坪苏区边境的一个村苏维
埃宿营。在高桥区内,我沿途所见情形,与昨天所见一样,只是再没有人误认我是土豪了。
那些消息灵通的农民,在我轿子旁边走过时,多向我表示亲切的敬意。
将近走出高桥境以前,王团长命令他的队伍改为备战行军。他向我解释甚么叫“灰白区”,
就是在本质上仍然是白区,不过区内人们不积极反对苏区而已,我们与灰白区的关系大体上
是互不侵犯的。黄安县城离高桥区边境不过五十里,董必武就在这个城里生长,他在城里办
过学校,在地方上很有声望。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期,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和农民协会都很
左倾。这个灰白区的一些绅士和知识分子多曾是国民党左派,后来国民党反动了,他们有些
受牵连,遭到国民党的迫害。因此,这个区域的人们,对“剿共”十分消极。苏区的人也不
在灰白区打土豪,彼此一向相安无事。
王团长表示他对灰白区的情形相当熟悉,白军驻在黄安城内和交通要道的据点上,民团
虽散布各地,但也很难到偏僻的地方来,平常我们的便衣人员可以在晚上安全通过,白天有
几条枪的队伍,也可以去得。只有黄安通河口①的要道是敌人的交通线,我们横过时,要特
别警戒。
我们进到灰白区后,情况显然不同了。在路上见不到老百姓,更没有人为我们准备茶水。
在田野间照常工作的农民,不敢理会我们。我们停留在村庄做饭的时候,村庄中的妇孺,并
不躲避我们,男子则站得远远的,不敢和我们接近。我们向妇女借用东西,或购买粮食蔬菜,
她们不仅不拒绝,而且态度和善。王团长解释,这里的男子躲开 我们,是怕我们去了后,会
遭到“通匪”的惩罚。
午后,我们的队伍快要横过黄安通河口的大道时,发现大道上有大队敌人正向河口前进,
王团长侦知这是驻在黄安城内白军萧之楚部第四十四师的一旅人,开往河口换防。他征得我
的同意后,开始分散队伍向敌人袭击。我也下了轿子,参加这场战斗。我在苏维埃唯一的一
次坐轿子,至此就结束了。
我们的队伍以排班为单位,分布在一个很广泛的区域内,我和陈昌浩等随着王团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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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身边也只有十个战士。我们爬到一个山坡上,观察战况。我看见我们的队伍东一堆西一堆,
这里放一两枪,那里放两三枪,向敌人骚扰。这就是被人们称誉的“麻雀战术”。敌人表现的
很惊慌,不敢向我们反击,他们占领阵地,交换掩护前进,正向一个高山上的寨子集中,我
们的队伍紧紧环绕着敌人的四周活动。敌人用机枪四向扫射,枪声愈来愈热闹,仿佛是一场
大战。
黄昏时,敌军都集中到那个寨子里去了。这个寨子四周的城墙系用大石切成,四个城门
也很牢固。据说这类古老的寨子在附近是很多的,大多是太平天国时代,当地人民建立起来
作为避难之用。这个寨子里面尚留有一些破旧的房屋和水井,白军就利用这里作为据点。
我们的队伍就集结在这个寨子外一处山腰的平地上休息,王团长派出两个小队,分头摸
到寨子的城门附近,放了几枪。于是替人都跑上城墙,向四周放枪投弹,枪声炸弹声彻夜不
休。其实,我们方面并没有一个人受伤;我们的战士有爱惜子弹的良好习惯,不轻易放枪,
这一夜,敌人损失的弹药自然又是不少了。我们的战士纷纷讥笑敌人胆小,这一夜必定不能
安睡。
王团长侦知敌人已将城门紧闭,认为今夜再也没有事了,因此命令读物就地睡觉,连哨
兵也不派,似是不愿他的士兵有不必要的疲劳。他在临睡之前向我说:“请睡吧!现在可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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